红瓦之下：顺天村建造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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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市成都北路262弄的顺天村（亦作“顺天邨”），地处成都北路以东、江阴路以南、重庆北路以西、长发大厦以北区域，紧邻人民广场，是一片建造于1941年的新式里弄住宅，由张伯伦、丁宝训等组成的华泰建筑事务所设计。顺天村建筑高3层，立面风格简约，不事装饰，屋面以红瓦铺就，从空中俯瞰，颇为醒目。顺天村平面布局的核心是一横一纵两条主弄，连通着现在的江阴路、重庆北路和成都北路。除住宅外，顺天村沿重庆北路还设有少量商铺。

俯瞰顺天村

最初居住在顺天村的居民多为银行高级职员、律师等。据顺天村居民说，晚清重臣陈夔龙（曾任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家族的子嗣也曾居住于此。除此之外，评弹艺术家吴君玉、徐檬丹夫妇，著名京剧青衣李炳淑等众多文化名人也在顺天村居住过。

顺天邨（上海市档案馆藏）

顺天村不仅是一处颇具历史价值的里弄，近年来它还多次登上新闻。比如，2018年，顺天村居委会被确立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首批十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这则消息就曾被多家媒体报道。而在当下的城市更新大潮中，顺天村以适老化改造为核心，对房屋进行修缮，切实解决漏水、堆物等民生问题，同时通过活化利用闲置空间、绘制历史彩色图画等方式，重现街区人文风貌。其更新实践成功入选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优秀案例，一时之间，顺天村成为网红打卡地。

顺天村沿重庆北路立面

一定程度上来说，顺天村是上海众多里弄住宅历史变迁的缩影。然而，笔者在查阅顺天村设计建造的档案资料时却发现，其建造的过程似乎并不寻常。根据相关档案资料，1938年9月，顺天村的投资方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女子银行”）就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交这片里弄的建造申请并获得批准。按照正常情况，大约在1939年春，顺天村即可完工。但事实上，该项目一直延宕到1941年春才开工，完工时已是1941年9月。一片里弄住宅，前后历时三年方才建成，着实令人费解，背后必有原因。带着这一疑问，笔者查阅了当时的各类报刊，发现顺天村的建造过程，的确是一波三折。这背后，既映照出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也展现了当时社会各界面对“上海居，大不易”的复杂心态。

“不合时宜”的翻建

上海的里弄住宅自19世纪中叶开始兴建，至20世纪初已成为上海最主要的城市住宅类型，其发展也经历了从早期石库门里弄到后期石库门里弄、再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式里弄的变迁，建筑式样、功能设施也随之演变。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上海城市中心区域一些早年建造的里弄住宅相继拆旧造新，顺天村即是其中一例。

顺天村所在地块，原为一片石库门里弄，名为庆余里，系贫儿教养院产业，由女子银行经租处负责承包出租经营，女子银行每年向贫儿教养院支付租金5万元。双方签订有协议：1939年1月1日前，女子银行须将该里弄拆除重建，否则不仅失去承包经营权，还将被没收保证金并支付赔偿金，合计损失超过20万元。为此，女子银行在1938年5月通知房客：因与业主方订有协议，庆余里即将拆除重建，请房客即行搬迁。

庆余里（上海市档案馆藏）

这一举动，在法理层面似无不妥，但彼时正是抗战时期，上海租界内的房屋供不应求，这份通知对280余户房客不啻晴天霹雳——另寻住处着实不易，即使寻到新的住处，又要额外支付一笔不菲的顶费（当时房客在租赁房屋时，须向原租客或房东支付的一笔额外费用，以获得租住权）。因此，房客们坚决抵制女子银行的搬迁通知，不愿搬离。女子银行遂将一干房客告上法庭。经过审理，上海第一特区法院一审判决房客胜诉。女子银行不服，上诉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后者改判房客一方败诉。根据相关判决文件，全体房客被要求在1939年5月10日前全部搬离。

在此情况下，房客方面推举平襟亚、钱化佛为代表，联络各方，寻求支持。他们先后请来闻兰亭、林康侯、乐振葆、袁履登等出面向女子银行说项，表示若能暂缓拆屋，房客们愿加租一半，并承担女子银行3000元诉讼费。然而，女子银行毫不松口。1939年5月11日，女子银行试图拆除房屋，施工的工人与房客们发生争执，继而引发肢体冲突，成为沪上一时之热议。双方各执一词，均指称对方是造成这场冲突的罪魁祸首。当时多数舆论均倾向众房客，认为值此抗战之特殊时刻，女子银行拆屋重建，实为利欲熏心，完全不顾280余户3000多个房客的死活。但女子银行不为所动，为使房客们尽快搬迁，甚至切断庆余里的自来水供应。对此，众房客毫不退让，通过前往邻近的关帝庙取水，勉力维持，并不断向公共租界当局以及已迁往重庆的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等请愿，寻求支持。僵持之下，经过虞洽卿等出面斡旋，7月初，女子银行与房客们达成共识，同意后者居住至是年9月末。一场持续一年多的风波似乎将画上句号。

一波三折，历时三年终建成

眼看双方达成协议，只待1939年9月末时限一至，房客搬迁，女子银行即可进场拆屋。不料一份女子银行与该地块业主贫儿教养院之间的协议，让事情发展再起波澜。

1939年9月，有消息灵通的房客得悉，此前一审判决房客一方胜诉后，女子银行与贫儿教养院签署了一份新协议：前者对该地块拆除旧屋建造新屋的“义务”，被延期三年，原本约定1939年1月1日完成的拆旧造新，延后到了1941年末完成。据此，房客方面认为，女子银行此前所主张的，因与业主方定有协议为建造新屋遂须立即拆除庆余里的理由便不再成立。

在此情况下，房客方面再次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起诉讼，提出因发现新证据，请求撤销此前判决。后经法院查明，女子银行确与贫儿教养院定有新约，商定前者应于1941年末之前完成拆旧建新。1939年12月，法院作出判决：房客最晚搬离时间为1940年末。

1939年12月12日 《新闻报》刊登了关于拆除庆余里建造顺天村一案的报道

该判决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双方利益。房客方面获得了长达一年的缓冲期，有更充裕的时间寻找新的住处。女子银行方面，从1940年末至1941年末，有一年时间将庆余里旧屋拆除并建造新屋，履行与贫儿教养院的协议。因此双方都未有异议。1941年1月，判决规定的时限刚过，女子银行开始拆除庆余里，此时房客多已搬走，并未出现1939年5月时的冲突场面。1941年9月，顺天村建成，此时距离1938年5月女子银行通知房客搬离，已经过去了三年多。难怪时人有评价：“这件迁让案，可算是海上迁让案中最大的一件。”

值得一提的是，如此漫长的拉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顺天村的建筑式样。据档案资料，1938年获批的设计方案中，顺天村为一片石库门式样的二层里弄住宅。但随着项目的延宕，或许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1941年春重新提交并最终付诸实践的设计方案，变为了如今所见到的三层新式里弄住宅。这一建筑式样的变化，也算是这场纠纷的副产品之一吧。

从顺天村建造过程

看抗战时期的上海

顺天村曲折的建造过程，不单是一场房地产纠纷，更折射出抗战时期上海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心态。

一方面，这一事件体现了当时畸形的房地产市场与“上海居，大不易”的社会困境。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致使租界人口激增。据统计，这一时期的上海租界人口从1936年的167万，增加至1938年下半年的450万。随之而来的，则是住房需求的急剧膨胀。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顶费、小费、押租等名目繁多的额外费用层出不穷。普通市民租房之难、居住之艰，成为当时社会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顺天村事件中，女子银行敢置280余户、3000多人的居住问题于不顾，正是基于其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即便驱离现有房客，新屋建成后也能以更高租金觅得新租户。这份算计，恰是此时“上海居，大不易”社会现实的鲜活注脚。

另一方面，从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也能看到当时上海资本逻辑与社会责任两者间的冲突。女子银行作为一家金融机构，其决策逻辑完全基于商业理性：依照合同约定拆旧建新，追求利润最大化，从法理层面看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在战时特殊背景下，这种纯粹的市场行为却遭遇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压力。无论是舆论普遍倾向房客一方，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银行不应罔顾数千人生计，还是虞洽卿等社会名流在其间斡旋，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上海仍然存在着一套超越纯粹市场逻辑的道义准则与社会心态。

回望这段历史，顺天村的建造过程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上海复杂的社会生态。资本与民生、法律与道义在这片里弄住宅的拆除与重建中激烈碰撞，城市的风貌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它的变迁。如今，当我们漫步在这片“15分钟社区生活圈”优秀案例的里弄，欣赏其红瓦坡顶、简约立面时，或许也应该记住：每一座城市建筑的背后，都凝结着一段复杂的历史，都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点滴。

顺天村弄口

来源：《档案春秋》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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