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铁金鱼与大狼狗的夏天：四十年前的六一记事

人活到一定年岁，就总喜欢往回看。尤其是到了五六月份，满大街都是现代节日的喧嚣，我这脑子里晃悠的，却总是一辆漆皮剥落的绿色老自行车，和几张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纸。

一晃眼，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小时候生活在西南的一座小县城里。川滇黔交界的那种小城，山峦环抱，到了夏天总是郁郁葱葱的，空气里常年飘着一股子潮湿而润泽的草木香。我父母在邮电局工作，家就住在局里的家属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个凡事都讲究个“公家”的年代。我那时候上的是县里的机关幼儿园。那时候做父母的都忙，没现在这么多讲究，谁去接送孩子？全仗着院子里的街坊邻里互帮互助。

我那会儿的“专车”，是院里邮递员叔叔那辆二八大杠的邮政自行车。那车漆是特有的那种邮政绿，车座后面驮着两个巨大的帆布邮包。每天早晚，叔叔把我往大铁杠上一抱，或者是往后座一搁，伴随着“叮铃铃”的清脆车铃声，我就在这抹绿色中开始了我的幼儿园生涯。那年头的风吹在脸上，似乎都带着一丝山城特有的凉意，以及远方信件上的油墨香。

那时的机关幼儿园，是一个典型的“口子”型四合院落。西南多雨，那青砖黑瓦的屋檐下长年累月生着一层薄薄的青苔，围合出一方小小的天地。中间那方天井，就是我们所有人童年的整个世界。

天井正中央，横卧着一个铁制的金鱼滑梯。那金鱼造型笨拙却憨态可掬，两侧是刷了红漆的铁皮，鱼身子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屁股磨得锃亮，露出了里面的青灰色铁肌。现在的孩子玩的都是塑料滑梯，安全、高级，但少了一种质感。我们那时候，夏天那铁皮被太阳晒得滚烫，孩子们照样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刺溜滑下，乐此不疲。

那年月物质匮乏，幼儿园的伙食今天看来实在简陋。记忆中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肉星子，饭桌上长年累月是白菜豆腐。大铁锅熬出来的白菜，连汤带水，豆腐全是一圈圈的蜂窝眼，吸饱了清淡的汤汁。虽然没现在西南菜里那种热烈的红油，但那时候的孩子肚子清亮，没那么多零嘴，大家围在小木桌前，吸溜吸溜地吃得极香。

院里还养着一条大狼狗，算是幼儿园的“编外保安”。长得高大威猛，龇牙咧嘴的时候瞅着挺凶，可骨子里却异常温顺。我们这帮压根不知道害怕的毛孩子，经常围着它转，拽尾巴、摸狗头，它就温吞地趴在那儿，任由我们折腾。

到了开饭的时候，这大狼狗就熟门熟路地溜进教室，在桌椅缝隙里穿梭。那时候小孩子吃饭没规矩，掉饭菜是常有的事。它就跟在后面，像个吸尘器一样，把地上的剩菜饭拣得干干净净。有时候我们淘气，为了逗它，还会故意把白菜帮子、豆腐块掉到地上喂它。它倒也不嫌弃，吧唧吧唧吃得津津有味。那种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亲密，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粗糙与温情。

这时候最盼望的，自然是“六一”儿童节。

那年头的过节，没有现在满目琳琅的电子玩具，也没有快餐。幼儿园给每个孩子发的东西，搁现在看寒酸得紧——一包水果糖。可对我们来说，那绝对是了不得的宝贝。那糖纸花花绿绿的，透明的玻璃纸在阳光下一照，能折射出七彩的光晕。拿在手里，先舍不得吃，得放在兜里，隔一会儿掏出来摸摸，看一眼，闻一闻那股齁甜的味道。

有一年，班上有个特别淘气的小朋友，瞧见别人的糖，心里直发痒。趁着中午大家睡午觉、老师巡视的空档，他轻手轻脚地溜到另一个小朋友的床头，把人家那包宝贝水果糖悄悄藏了起来。

等下午起床的铃声一响，丢了糖的小朋友一摸枕头底下，空空如也，当时“哇”的一声就哭开了。那哭声撕心裂肺，怎么哄都止不住，惊动了整个四合院。

那时候的老师眼睛尖、眼睛毒。没费多大功夫，顺藤摸瓜，就把那包藏在木课桌死角里的水果糖给起获了。淘气的小朋友当场被抓了个现行，站在全班面前挨了老师的一顿严厉批评。这还没完。下午放学，邮政自行车的车铃声再次响起，家长们陆续来接孩子。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把这桩“盗窃案”一五一十地说了。

那年代的家长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可没有现在的心理疏导一说。我至今都记得，那个淘气的小朋友是被他父亲一路揪着耳朵、伴随着屁股上的清脆巴掌声回家的。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他的嚎哭声。如今想来，那不过是孩童世界里一次小小的占有欲作祟，却成了我们关于六一最生动的记忆拼图。

而在我整个童年记忆里，最隆重、最深刻的一个六一，是我读大班那年。

那一年，我们幼儿园要代表县里去慢演。我们排练的舞蹈，名字叫《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男女生一共十个人，五个男孩，五个女孩。为了这场演出，平日里不修边幅的老师们拿出了看家本领。服装是特意去县文工团借的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女生穿着粉红色的长裙，裙摆上缀着亮片，一转圈像一朵盛开的花；男生则是黑色的长裤、蓝色的对襟上衣，腰间扎着彩带。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标志性的小花帽，四四方方的，上面绣着精致的民族纹样。在一座西南小城里，穿上这一身充满异域风情的衣裳，那种新鲜感无法言表。

表演的地点，是县里唯一的大会堂。那是个老式的苏式建筑，高大、空旷，里面常年有一种木头和红天鹅绒幕布混合的陈旧气味。对那时的我们来说，那地方简直就是个圣殿。

站在舞台上，大红色的幕布缓缓拉开，强烈的舞台光“啪”地打在脸上，照得人睁不开眼。我眯着眼往台下一看，黑压压的一片，坐满了陌生人，有县里的领导、各校的叔叔阿姨，还有无数看热闹的小朋友。

音乐响起，那是欢快的冬不拉节奏：“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我们踩着并不算太准的鼓点，撅着屁股、扭着脖子，在台上卖力地转着圈。那时候懂得什么叫表演啊？只知道老师在台下拼命地给我们比划着口型和动作，我们就把平时排练的劲儿全使了出来。

那一刻，身上那身平日里穿不着的鲜艳衣服，台下潮水般的掌声，以及大会堂里那股奇特的气味，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后来很多年，每当我听到那首熟悉的旋律，眼前浮现的，依然是那五个粉红、五个蔚蓝的笨拙身影。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邮电局家属院早就拆迁，变成了如今高耸的商品房；那辆绿色的邮政自行车，连同那位和蔼的邮递员叔叔，也早不知消逝在岁月的哪个拐角；机关幼儿园的口子型院落、铁金鱼滑梯和大狼狗，更是只存在于我们这帮年过半百的人的梦境里。

现在的孩子们过六一，生活条件好了，礼物高级了，可我总觉得，他们少了一点我们当年的“拙”。

那时候的物质虽然匮乏，但快乐是纯粹的。一包水果糖能甜上半个月，一身借来的演出服能骄傲一整年。那是一个慢节奏的时代，连大狼狗的脚步都是悠闲的。

物是人非，唯有记忆有根。

那些关于西南小县城、关于邮政绿、关于白菜豆腐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的碎片，就像那些年被洗得发白的衣服，虽然褪了色，但贴在皮肤上，最是踏实、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