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00年夏天，34岁的我住在纽约，做着一份社会服务的工作，和男友Pete交往三年，各自租着小公寓。我们认真交往，但从没聊过孩子。成为父亲这件事，根本不在我的人生选项里。
8月的一个傍晚，我加班后匆忙赶往Union Square地铁站，赴Pete的晚餐约。冲向检票口时，角落一堆衣物突然动了。我停下脚步，走过去掀开一件深色运动衫——一个新生儿，脐带还连着。
我冲上街头找公用电话打911，话都说不利索："我发现了一个婴儿。"返回站台后，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想安抚，他却皱起脸。"好吧，你不喜欢这样。"我们就这样对视着，我的心跳快得要冲出胸口。
警察到来前的几分钟像几小时那么长。录完口供回家，我和Pete聊了一整夜：母亲为什么抛弃他？为什么选在这里，在同性恋社区的中心？
媒体关注很快消退，生活回归常态。12周后，法庭因找不到生母而传我出庭作证。法官突然问我是否有意收养这个孩子。这个念头从未出现过，但那一刻，我极度想说出"愿意"。我说需要和伴侣商量，心里已经做了决定。
Pete气坏了。我们从没讨论过家庭，负债累累，有上百个理由说明现在养孩子不明智。但我认定了。
他答应和我一起去寄养家庭看看。一见到婴儿，我就把他抱进怀里："记得我吗？"Pete后来说，当他抱起那个孩子时，所有抗拒瞬间消散。我们离开那栋房子时，已经是一条心了。
12月20日，我们获得监护权。"假期想带他吗？"法官问。我们买了育儿书，24小时内读完，我搬进了Pete的公寓。
我们给他取名Kevin。Pete有个未出世的哥哥叫Kevin，他父母总说有个叫Kevin的守护天使在照看他。
带Kevin回家既美妙又可怕——和所有新手父母一样，但我们只有一天准备时间。连续几周，我们轮流彻夜守着他，确认他还在呼吸。
我们想让他知道自己被渴望、被爱着，于是写了一个故事，讲我们如何成为一家人。他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还带去学校。
Kevin 11岁那年，纽约同性婚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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