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借用阿嬷的一句话,“做人要讲情义”,点题了《给阿嬷的情书》。
这确实是关于中国人情义的真实演绎。“情义”两字,道尽了中国人关于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准,以及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电影以侨批侨汇为线索,几乎是以白描的手法,将情义演绎得深层而自然。电影里的画面,以及故事,普通人是理解的,看得让人落泪。
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情义。主人公远赴他乡,始终心系妻儿;虽能力有限,却但行好事,不问回报。
这是中国的男子安身立命的两个基石。
在家是“大丈夫”,得为家人撑起一片天;在外还是“大丈夫”,顶天立地,为人堂堂正正,靠双手吃饭,任何时候都不忘帮助他人。
作为共同体的情义。中国人能在异乡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乡情谊。“潮州人帮潮州人”,不仅是身份认同,更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
整部电影最让人感动的便是,陌生人也可以建立“他乡遇故知”的情感。同乡情义是以“兄弟之情”展开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义,本质上是兄弟情义;而男主人公和其他朋友间,亦是建立了兄弟之情。
在和平年代,可能很难理解“过命交情”,但在动荡年代,“过命”无疑是抵御风险的最坚固的防线。
作为家国的情义。电影里所呈现的华人学习华文,传承中华文化的举动,让人动容。
原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王庚武在其回忆录中曾回忆幼时在南洋接受教育的经历。彼时,尽管殖民者建立了西式教育体系,但接受华文教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迟早一天得回乡,和祖国保持联系是天经地义之事。
一个人要和家国保持联系,往往是在一个情义的世界中展开的。笔者是客家人,客家人亦有下南洋的历史。“过番”一词不仅仅是指下南洋这一客观事实,“过番一样”是形容一个人背井离乡、落魄无奈的生存状况。
因此,混得不好,不仅没脸,更是没有条件返乡;混得好,第一件事便是反馈家人、反馈家乡。一个“过番”的人,如果要彰显自己的成功,最好的办法便是捐建祠堂、修桥铺路、捐资助学。
这一道理,在电影里多有体现,它揭示了中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情”是人际关系的起源,讲不讲人情,走不走人情,确定了一个人有无社会关系。一个没有情感、不讲情面的人,当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人。
“义”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亦体现着一个人的超越性。
男主人公对妻儿负责,这是有情;热心助人,关键时刻舍生忘死,这是有义,彰显了其人格的高度。
而这部电影,最能体现情义的,却不是男主人公,而是两位伟大的女性。她们都是普通之人,她们守护家庭的坚韧,为人处事的隐忍,在传统女性中甚是常见。
但平凡之中见真章,正是一个个伟大的女性,支撑了社会的细胞。
电影里的“情义”展示,是如此之直白而纯粹,自然而不沾杂质,以至于完全不需要刻意演绎。
这是因为,日常便是力量。
“母亲”这个身份,首先是个人的,然后是属于家庭的,但也是属于社会的。两位女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们在履行母职的过程中履行了社会责任,践行了情义。
一对远隔重洋的夫妻,通过侨批互通信息,互诉衷肠。他们不认字,只能靠代写。但这些文绉绉的文字,却如此之鲜活,一点都不做作。
因为,在家本位之中的男女之情,真实而有力量。电影里每每出现的侨批,总让人想起《浮生六记》。
男女之情在家本位中升华了。
《给阿嬷的情书》的“情”,显然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而是指向一个世道。身处乱世,却自有秩序。
今日社会,虽处太平盛世,但世道已经变了——人与人之间需要“避坑”,走人情成了交换和算计。
那种一辈子的情义坚守,确实罕见,甚至是不可理解了。
两相对比,或许是电影让人感动的情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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