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看到这一幕，我尤其愤怒。因为在我看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及在那里任职的民选代表，负有真正“代表”民众的宪法责任。
如果一项投票会伤害你所代表人群中的三分之一，而你却对相关质询落荒而逃，这就是怯懦。
后来我开始怀疑，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是不是都受过某种训练，专门学习如何躲避提问、逃避问责。
有人或许还记得，十年前，迈克·科夫曼众议员曾在当地一家图书馆的市民会议上中途离场，因为有150名选民到场，想就一个问题向他发问——没错，就是医疗保障，以及失去保险覆盖的问题。
科夫曼如今是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市长。奥罗拉是科罗拉多州第三大城市。看起来，这种怯懦在他的共和党政治同路人之间颇有延续性，因为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伤害自己社区、城市、县、州还是国家里的民众，都不在他宣誓就职时所作的任何誓言之内。
我们的某些领导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形成这样一种毫无怜悯的权力感，尤其是对社区中最脆弱的人群？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和现实切割开来，看不到削减医疗可及性的投票本身就是野蛮之举，而且人们一定会因此受苦？
如果真要维护项目完整性，那当然应该包括让那些最需要医疗社会安全网的人继续获得保障。医疗补助项目一旦查出欺诈和滥用，问题几乎总是出在营利性服务提供者身上，他们才是贪婪链条的核心；可最后名誉受损的，却往往是接受医疗补助保障的人，而不是那些逐利者。
更令人震惊、也更令人作呕的是，这种社会层面的洗脑竟然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把医疗补助项目视为某种糟糕的东西，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曾让数百万人免于陷入疾病、孤立和绝望的项目。
这两个人都希望我们为他们的军旅经历喝彩。但这一点反而让我愤怒。我所认识的那些在军队服役过的男女，并不会把让社区成员受苦、甚至走向死亡，当成什么值得炫耀的勋章。
我认识的大多数服役者，对自己的要求都高得近乎苛刻。他们的勇气常常难以言说。那绝不是给别人制造痛苦，再换个说法包装起来——甚至做得更糟。一个真正有荣誉感的人，会正面面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也会承认他们同样值得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可宪法明明写着，他的选民才是他的老板；只是怯懦让这一点根本无从实现。
当怯懦主导治理，理性和解释都没有容身之地。当怯懦主导治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都会流失。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局面。有人会从棘手而痛苦的问题前转身逃开，但治理本应有勇气，也应当保护那些把信任和选票交出来的人，确保这种治理始终是面向所有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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