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第一份档案，是1948年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发布的戒严令。厚重的毛笔字，方正的楷体，从右到左的竖排格式。
第二份档案，是1961年朴正熙军事政变后，以“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名义发布的决议。
毛笔换成了钢笔，但书写方式依然是竖排楷书，军官们的签名虽然潦草，但仍是汉字，甚至有人还沿用了东亚传统的“花押”（艺术化签名）。
19世纪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冲击下，东亚各国都开启了从传统王朝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为了“转变成”一个合格的民族国家，韩、越两国不得不“削足适履”，强行割裂本国历史叙事中与中国的诸多联系，甚至重新编纂历史。
去中国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改写“始祖神话”。民族主义兴起前，古代朝鲜和越南上层认定的祖先，分别是黄帝和炎帝。
古代东亚存在一个以黄帝为共祖的“统治阶层血缘想象共同体”，周边政权的统治者大多通过攀附黄帝或炎帝，来获得统治合法性。
朝鲜王朝自认始祖为商朝王子箕子（箕子朝鲜），而箕子被认为是黄帝后裔；越南后黎朝则塑造了“雄王”传说，将始祖“貉龙君”追溯为炎帝后代。
十五世纪，在明朝宗藩体系与儒家理学推广的共同作用下，朝、越两国的“中国化”达到顶峰，但“去中国化”的种子也悄然埋下。
真正的转折点，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冲击。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韩、越的知识精英在寻找救国道路时，全盘接受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以檀君为信仰的“大倧教”更成为对抗日本“日鲜同源论”的精神武器。
殖民主义开启了进程，而冷战则将这场“去中国化”竞赛推向高潮。朝鲜半岛和越南都陷入南北分裂，两个政权为了争夺“民族正统性”，竞相在民族主义叙事上层层加码。
南越官方大力推崇“雄王”祭祀，宣称“四千年历史”；北越则通过考古研究“确认”雄王时代的存在。
其间产生的许多夸张、激进乃至扭曲的历史叙述，固然需要批判，但也不能忽视帝国主义侵略与冷战对峙所起到的残酷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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