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国民政府的统计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总数超过210万人。加上伪满洲国军、各地保安团及各类伪警察，投敌人员总数超过300万。
在日本投降时，滞留在中国境内的侵华日军总兵力约为120万人。这意味着，直接拿起武器帮日本人打中国人的武装人员，比日军还要多出一倍多。按照当时的社会共识，这几百万人理应受到制裁。
但接下来的走向完全违背了常理。这三百万汉奸绝大多数没有受到严惩，成建制的伪军直接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制服，继续在地方上掌握武装力量。
导致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面临的兵力短缺。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的数十万正规军大多停留在西南大后方。从云贵川将大部队调往华东和华北等沦陷区，需要数月时间，这就造成了军事权力真空。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八年，早就对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形成了包围。为了阻挡人民军队接管这些城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利用汉奸武装。
重庆方面以最快速度向各地的伪军发送加急电报，要求他们就地驻扎，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并严令绝对不能向中共武装缴械。大批沾满军民鲜血的伪军头目，成了反动政府的功臣。
汪伪政权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抗战期间多次配合日军在敌后执行扫荡。日本投降后，他的部队不但未被缴械，反而被重庆方面直接改编为国民党新编第二路军。
这种成建制的收编，让上百万伪军免于法律清算。在对待高级政治汉奸时，司法审判同样漏洞百出。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抗战期间兼任伪财政部长和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周佛海大肆印发中储券，配合日军掠夺物资。但他早在1942年就开始暗中联络军统局长戴笠，利用电台向重庆传递日军动向，为自己提前找好了退路。
就在日本投降的前三天，蒋介石亲自签发命令，委任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佛海利用手下的伪警察和特务，在上海重点防范新四军入城。
1946年秋天，迫于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周佛海在南京接受审判。法庭查明了其多项卖国罪证，依法判处其死刑。但到了1947年3月，蒋介石亲自下达了一份特赦令。
借口周佛海在抗战后期协助军统有功，蒋介石直接将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个作恶多端的头号汉奸因此保住了性命，病死在了老虎桥监狱里。
特务头子丁默邨的案件更加暴露出法治的腐败。丁默邨曾在上海设立特工总部，制造了多起针对抗日志士的暗杀。日本投降前，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
被捕后丁默邨在一审被判处死刑。但其家属拿出大量金条上下打点，凭借一份伪造的肺结核病历，这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竟然顺利办理了保外就医，逃离了监狱。
高层汉奸靠政治交易保命，大批中层和经济汉奸则靠贿赂接收官员完成了洗白。国民政府在各地的接收工作，直接沦为一场分赃盛宴。
大批国民党官员乘军机抵达上海和北平等地。他们名义上是去清算敌伪产业，实际行动却被民众讥讽为劫收。这些官员疯狂敛财，目标集中在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和女子上。
凭借这张证明，他们立刻从卖国贼变成了潜伏在敌营的抗日英雄，不但免于坐牢，还能顺利保住大部分非法财产。
1945年底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各地法院审理了两万多件汉奸案。但在执行过程中，判多少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能不能拿出钱疏通关系。
被送上刑场的，往往是那些既没有兵权也没有钱财的底层替罪羊。核心要员和巨富汉奸大多得到了包庇。这场本该伸张正义的审判，直接变成了一部闹剧。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大批未被清算的汉奸和伪军官佐开始寻找出路。他们混在溃退的军队中大量逃往台湾和香港等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和进行土地改革。直到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铺开，汉奸问题才迎来了又一次集中清理。
各地公安机关对接管的汪伪政府和伪满档案进行了梳理。大批尘封的伪警察局审讯记录和伪军人员花名册被翻了出来。通过比对档案和群众实名检举，隐藏在基层的汉奸被查出。
这些身负命案的伪军中队长和特务在核实罪证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但这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面对当年庞大的伪军汉奸群体，绝对的全面清算在客观上已经无法实现。
把处理卖国贼当成打击政敌的筹码，靠出卖底线来换取眼前的地盘，这种政权还能指望老百姓去拥护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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