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填
1950年9月，32岁的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王莘从北京回天津。火车开动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随身带着的那个皱巴巴的烟盒，即将装下一首被十四亿人传唱的旋律。
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天他本是来北京给团里采购乐器的，路过广场时，他停下了脚步。新中国成立快一周年了，广场上满是排练的人群：少先队员敲着军鼓、唱着歌在练队列，五星红旗迎着秋风猎猎作响，被吹得唰啦唰啦地响。那一瞬间，王莘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击中了。
旋律就这么来了。来得太急。
他后来跟儿子王斌回忆过那一刻：站在广场上，前面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来不及找纸，他摸遍全身，翻出一个烟盒，拆开，展平，趴在广场的地上就开始写。
没人注意这个趴着写字的人。他自己也顾不上体面。笔是恩师冼星海送的自动铅笔。1938年，王莘辗转奔赴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冼星海。从这位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的人民音乐家身上，他学到的不仅是作曲技巧，更是一种信念：音乐从来不是悬在空中的音符，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
火车开动了。王莘掏出那个烟盒，一遍一遍地哼。轮轨的节奏像天然的节拍器，推着旋律往前跑。他边唱边写边打拍子，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往外涌——“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从上海到延安，再到晋察冀，十几年追求音乐理想、投身民族救亡的路，都浓缩在了这段回津的列车上。
他越唱越激动，眼泪止不住地流。同车厢的乘客纷纷侧目，还有人悄悄换了座位，心想这人怕不是个疯子吧。
他们不知道，这个“疯子”正在写的，是一首后来被民间称作“第二国歌”的歌。
回到天津后，王莘连夜完成了整首歌。但他并没有想过这首歌的未来。事实上，这首如今响彻大江南北的旋律，起初还经历过退稿。他没灰心，自己带着团员到工厂、农村、码头、学校去教唱。歌曲先在群众嘴里活了起来，然后才被推荐到全国。
真正的转折在1951年秋天。那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歌唱祖国》的词谱，同一版面刊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明确要求全国范围学唱这首歌，“以求全国人民普遍学会，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的年代，这是来自国家意志的最高规格“首发”。随后，中央乐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了大合唱版本，这首歌迅速传遍工厂、农村、学校和军营。
而它的起点，是一个烟盒。
晚年的王莘常对人说：“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它是人民的心声，我为人民写出来、喊出来了，我用音符替人民记录下来。”
2007年，王莘走完了他八十九年的人生。他没能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个小女孩用稚嫩的童声把这首歌唱给了全世界。
但他也许早就知道。1951年9月，当《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那则通知——要求全国人民学会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
一首歌的命运，从来不只是旋律。它是一代人的呼吸，是一个时代的脉搏。王莘曾说，他能写出《歌唱祖国》，归功于延安的学习和生活，归功于冼星海老师的教导，更归功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身在美国洛杉矶的儿子王斌见证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来自不同地方的3万华人，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唱起《歌唱祖国》，一遍又一遍。当他在电话里把这一幕讲给父亲听时，电话两端，父子俩的眼睛同时噙满了泪水。
1950年秋天，在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一个男人对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又哭又笑。
他叫王莘。
那首歌，叫《歌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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