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供给部政委，遵义会议反对正确领导被撤职，后知错能改复职

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村子位于湘赣边界，紧靠320国道，这里地势东高西低，狭长的盆地上依山而建的民居，形成几个建筑群，其间是莲田和稻田，这登高一望便把村舍田园尽收眼底。

远眺三角池村

在村子里有一幢建筑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土木砖瓦结构，座北朝南的老房子，村里人告诉我，你要是站在村子旁边的高处看这幢老房子，这里地处一把形状像一把太师椅的山凹，再仔细看房子后面有座大山，门口有水塘，据说以前附近还有一个肉铺，一个铁匠打铁的地方，加上山上有一山松树，可谓金木水火土，五行不缺，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介绍，此处可谓是出大人物的地方。

不过，此地有族谱记载从清初何姓开山祖宗斌公搬到这里居住，已经逾近三百年，并立下家训：勤俭持家，耕读为本之外，除了部分后代家庭富庶，也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倒是在清朝快要灭亡的时候，从村子里走出一名在红军时期可谓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那就是曾经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中央军事委员、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等重要职务，成为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副国级领导干部的凯丰。

因此，在三角池村建有凯丰的故居，有厅堂、卧室、厨房、农具杂物间、猪舍、牛栏等九间。室内陈设解放前和家里使用的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现在，故居室内物品基本齐全，重现了当年凯丰家庭的场景，成为当地一份活生生的革命传统教材，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出生在这个村子，青少年时期在老家的中学读书时，就受到我党早期领导人在安源策动路矿工人运动的影响，积极追求进步，带领学生罢课游行，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后考入国立武汉大学，这时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武汉读书期间，他向鲁迅主办的《莽原》杂志投了一封稿件，并在《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中，以辛辣的笔调讽刺批判了当时北洋军阀对先进文化实行围剿的政策，该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给青年学生以很大的启迪和鼓励，这期间他便入了团组织，并当选这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秘书处成员。

因为他工作积极，被列入北洋军阀反动派抓捕的对象，组织为了安全，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在学习期间，凯丰结识了很多早期党的领导人，加入了党组织，并当选团中央委员，回国后，凯丰担任过两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他还曾经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不过凯丰从来没有想过背叛革命。

随后，凯丰跟随上海总部转移到中央苏区，在瑞金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凯丰剧照

这期间，凯丰参与了中央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并投身到反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疯狂“围剿”中。他对苏区共青团发展壮大、教育普及、出版事业强化、劳动竞赛开展、贪污腐败预防和惩处、少共国际师的组建壮大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受到“三人团”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明明知道红军装备不好，敌人兵强马壮，却依然选择了和敌人硬拼的阵地战，本来实力差别就很悬殊，还放弃了红军本来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结果是节节失利，最后不得不被迫转移。

凯丰剧照

长征时，凯丰派往红九军团担任中央代表，他与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一道，浴血奋战，使九军团胜利完成了以中央机关为中央纵队的左翼护卫任务（后期任红军总供给部长）。

红军长征开始后，“三人团”依然指挥错误，导致血战湘江后8万中央红军仅剩3万余人。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上下广大干部和指挥员开始反思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主席出山指挥军事，然而仍有一些以“三人团”为首的干部没有及时反省过来。这就形成了两派，关于军事路线的争论，为了解决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1935年1月15日我党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在会议上，很多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三人团”的错误，并要求取消博古、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参加会议的代表大部分表示赞成。

此时，红军总供给部政委的凯丰作为重要的成员参加会议，他却没有认识到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并错误地站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三人团”一边，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发言，并在会议中与主席争辩，唱反调，甚至于称：“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最终，凯丰的反对无效，“三人团”交出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但凯丰心里不服气，会后不久组织上决定撤销他在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但两个月后，他看到长征路上红军正是靠着主席的正确指挥，成功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并且重新燃起了斗志，就慢慢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全力支持，他在云南威信召开的中央领导干部会上，他认识了错误，“收回了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认为“只有主席才能我们的红军。谁反对主席，我就反对谁！”坚决支持正确领导，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凯丰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红军长征胜利之后，他任中央军事委员、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一直是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副国级领导干部，随后他前往东北工作，任东北局宣传部长正部级干部，参加解放战争。建国后，凯丰任沈阳市委书记。

凯丰自1927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他在家乡生育二个女儿，当时家里人只知道他参加了革命，被北洋军政府通缉，后来便杳无音讯，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与家里联系过，在他老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以为他牺牲了。

直到全国解放后，凯丰沈阳市委书记时，才通知他家里的女儿何淑英去沈阳相见，女儿给凯丰捎了点家乡的腊肉，当时，沈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为抓好这座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战争后勤工作，凯丰竭尽全力，坚定沉着，有条不紊地领导开展各项运动和民主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身为市委书记的凯丰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陪陪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女儿，更没有带女儿到四处看看风景，他只是嘱咐女儿和弟弟回家安心务农，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靠劳动养活自己。临别时，他甚至没有给女儿一分钱，也没买一件新衣服。

凯丰的女儿何淑英第二次见到父亲，是1955年凯丰重病住院期间去北京见面，躺在病榻上的凯丰听到女儿在组织的关怀下被安排参加速成学习班学习，后分配在湖南省合作事业管理局下属的一个加油站做会计。凯丰很高兴，他反复交代女儿从事经济工作一定要廉洁自律，管公家的钱，一分一毫也不能动。几天之后，1955年３月凯丰就因病去世，终年49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