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秦汉至唐宋时期（十二）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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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秦汉至唐宋时期（十二）

文化甲宇内

科技、印刷与医学

秦汉至唐宋时期，四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学技术、雕版印刷、医学方面多有创举，成就非凡，影响深远，人才辈出。如李冰修建都江堰，利泽巴蜀万世；落下闳创制太初历，是“天数在蜀”的集中体现；以木牛流马为代表的“诸葛智慧”；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天文学家张思训，以及著名的医学家涪翁、程高、昝殷、唐慎微等，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1.科技

落下闳（约前156—前87）,复姓落下（或作洛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阆中市）人。落下闳精通天文，擅长历算，本为巴郡隐士。元封年间（前110—前104年），汉武帝为了改革历法，在全国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上林令谯隆和司马迁的推荐，落下闳被征召至长安，拜为待诏太史，与司马迁、邓平、唐都等创制新历。据《史记·历书》记载，在制历中，落下闳负责“运算转历”。元封七年（前104年），颁行新历，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

“太初历”是中国古代有完整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太初历采用一回归年为365又385/1539日，朔望月为29又43/81日；分一日为八十一分，故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太初历首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

除参加制定太初历外，落下闳还研制了“浑天仪”与“浑象仪”，并且开创了“浑天说”，提出了一套“算法”体系，构建了中国古代关于“宇宙图像”的“代数结构”。

落下闳是“中国天文历算的奠基人”，是“中国古代天文学集大成者”,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天文学家，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即被命名为“落下闳小行星”。2017年，落下闳被列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

阆中市锦屏山观星楼前落下闳像和“浑天仪”（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洪源 摄）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宋普州安岳（今资阳市安岳县）人。秦九韶幼年随担任秘书少监的父亲读书，得以阅读国家馆藏书籍，并从隐士学习数学。因在数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被誉为“中国古代数学集大成者”。曾官通直郎，沿江制置司参议官等职，权知琼州等职，后被贬梅州，不久病逝。秦九韶“性极机巧”，“博学多能，尤邃历法”，精研律算、天文、营造、音律之学，于淳祐七年（1247年）著成《数学九章》十八卷。《数学九章》共有81个应用题，分为9类，每类9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含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商业贸易、建筑、测绘、田亩、军事、税收、气象、货币金融等。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提出的“大衍求一术”“正负开方术”，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成就。

“大衍求一术”系统阐述了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被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在欧洲，直到1743年和1801年，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次同余式进行深入研究，并重新获得了与“大衍求一术”相同的定理。“正负开方术”发展了增乘开方法，完整地解决了高次方程求正根问题，被称为“秦九韶方法”。在西方，1804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高次方程无理数根的近似值问题；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提出与“正负开方术”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被现代数学称为“鲁菲尼—霍纳方法”。这比秦九韶的发现晚了五百多年。

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是中国数学史和世界科学史上的光辉著作，对后世数学发展产生广泛影响。“科学史之父”、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在《科学史引论》中评价道：“秦九韶在中华民族中，是他的时代以至一切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2.雕版印刷

唐宋时期，四川是重要的产纸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印刷中心，是中国，也是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唐朝的刻书业，分为官刻、坊刻和私刻（家刻）三大类型。当时的刻书地区（中心），有“剑南西川”“江南西道”“淮南道”“扬越间”等，而剑南西川（治所在今成都市）即在四川。宋朝时，刻书业几乎遍及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浙、蜀、闽，分别称为“浙本”、“蜀本”（或“川本”）、“闽本”（或“建本”）。这三个地区的刻本各有特点，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曾比较其高下与优劣，认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蜀本”多用颜体，字体较大，故又称“蜀大字本”。“蜀本”具有精于校勘，内容可靠；板好，字好，墨好，纸好；印刷数量多，流传广等特色。四川所刻之书，有官刻图书和私刻图书两种。官刻由官府主持雕刻；私刻又分为书坊（书肆）刻书和私家刻书，简称“坊刻”和“私刻”。

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在成都刊刻了《大藏经》，共1076部，5048卷，计480函，经版13万多片。因其刻成于四川，故世称“宋开宝蜀刊本大藏经”，简称“蜀版藏经”“开宝藏”“蜀藏”。这是宋代最早的官府刻书，也是佛藏的最早刻板。于是，“蜀本”之名日盛。南宋之时，蜀中刻书业向眉山发展。眉山县漕运司井宪孟刊刻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南北朝史》“眉山七史”，并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南宋蜀刻本及其他经籍刻本传世。

交子是宋代四川商业贸易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四川人民的伟大创造，不仅促进了四川经济、社会、商业的发展，在世界货币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北宋交子旧版拓存（图源：交子金融博物馆）

3.医学

秦汉之际，巴蜀医学已较发达。2013年，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三号墓中出土了920余支医学竹简，共9部医学书，通称“扁鹊医书”，分别为《五色脉诊》《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医书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骨伤科和神经科等，既有医学技术、诊疗方法，也有医学原理、病理学；既有给人治病的病方，也有专门医治马的《医马书》；既有理论研究方面的，也有用于指导实践的，可谓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这些医书特别重视脉相诊断、脉相与病症关系的探讨，9部医书中，就有《五色脉诊》《脉死候》《经脉书》《脉数》专门记载了脉络、脉相在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实践效果。除了出土医学书外，还出土了一具人体经穴髹漆人像模型，人像上用红白两色线条，绘制了人体全身的经络分布与走向，标记了100多个人体穴位，对于心、肺、肾、肝等人体重要内脏器官，还以文字做了标记。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最完整的人体经穴模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扁鹊医学重视脉学与针灸，代表了古代针灸学派的主要成就与特点，是对黄帝内经汤药与针灸两派的继承和发展。老官山医学成规模文献出土说明，巴蜀人很早就对中华医学进行过系统整理与研究，既重视医学理论研究，也重视医学实践运用，而重视脉相、脉法的研究与应用，既是巴蜀医学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最主要的特点。西汉末东汉初的涪翁和他的弟子程高、再传弟子郭玉，都是著名的医学家，以精湛、高明的医术显名于世。

墓葬中出土的简牍资料照片

汉末，巴蜀医学继续发展，据《后汉书·郭玉传》记载，著名的医者就有涪翁、程高和郭玉。涪翁（生卒年不详），隐居涪县（今绵阳市涪城区），靠乞讨为生，外不知其名姓，因常在涪水（今四川涪江）边钓鱼，号曰“涪翁”。涪翁擅长针疗药石之术，见人有疾患重病，常以药石针灸为之诊疗，往往有针到病除之效果。著有《针经》《诊脉》传于世。

涪翁的弟子程高（生卒年不详），追随涪翁多年，涪翁把医术传给他。程高也学老师涪翁，隐于市井之中，不出仕为官。

郭玉（生卒年不详），字通直，汉和帝时广汉郡雒城（今广汉市）人。郭玉少年时拜程高为师，学习方剂、诊疗、脉相等医学技艺，同时学习阴阳隐测之术。汉和帝时，为太医丞，是涪翁的再传弟子。郭玉为宫中人等治病，多有成效，据说郭玉一针下去就治好了和帝贵人的病。郭玉认为，用针石治疗病人疾病，医生之“神存于心、手之际”，需“随气用巧”、集中注意力。郭玉关于针灸治疗疾病的说法颇有一定道理，得到和帝的认可。后来，郭玉以老卒于官。

昝殷（797—859），唐代蜀地成都（今成都市）人，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和药物学家。他精通医理，总结十年所见妇产科病症及其治疗经验，仿照孙思邈《千金方》体例，于唐宣宗时撰成《经效产宝》（又名《产宝》）。该书共3卷52篇（今存41篇）371方。上卷记载了妊娠、临产、产后的各种常见疾病与疑难杂症，中卷和下卷对病因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治疗的方法。《经效产宝》以“医效神验”著称，是我国现存最早、流传最广的妇产科专著，不少处方影响广泛而深远，至今仍在沿用，具有文献学和临床学价值。另外，还著有《产后血晕闷绝方论》《道养方》《食医心监》等传于世。《产后血晕闷绝方论》对因产后大出血休克的治疗方法进行了阐述，至今仍有沿用。

唐慎微（生卒年不详），字审元，北宋蜀州晋源（今崇州市）人，寄籍成都华阳。唐慎微以医为业，终身不仕。为人治病不分贵贱，患者有求必应，不避寒暑。为读书人治病，不取任何费用，只需要他们提供诸经史中所载名方秘诀即可，由此他收集到了大量的医药秘方。大观二年（1108年），他以《嘉祐补注本草》《图经本草》为蓝本，并将各种医学旧本、遗本和诸经史中的有关记载补入，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宋徽宗为之改名《大观本草》，由官版刻印颁行。该书共32卷，收录药物1558种，新增前代本草所未记载者628种，后在政和年间出新版，故又名《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药典。作者将经史与本草结合在一起，并在每味药之后，将药物的制作方法、古今所见单方附录其下，方便人们阅读和学习。政和六年（1116年），经曹忠孝等重新修订，改名为《政和本草》。绍兴间经王继先等再次整理，改名为《绍兴本草》。500年后，李时珍正是在考证增补《证类本草》基础上，写成了《本草纲目》。甚至可以说，唐慎微的《经史证类急备本草》，正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蓝本。

（第三章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