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斡旋受贿适用范围，尽量把腐败行为装进去

【导读】

以前办理斡旋受贿案件，在恪守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高度倚重客观外在行为的查证认定，将实际斡旋、联络沟通、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依托他人职务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定罪量刑不可或缺的标准。一旦缺少可查实的斡旋过程、转达痕迹与实际履职关联，即便存在明显的职务影响力关联与财物收受行为，也常常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趋于保守。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对斡旋受贿的司法认定标准作出重大调整，有效降低了控方证明难度，拓宽了刑事评价的涵盖范围。若司法适用把握失度，极易出现认定标准泛化、打击面不当扩大、陷入主观归罪误区的隐忧。

【正文】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十三条，对《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斡旋受贿的司法认定标准作出重大调整，适度放宽客观行为的证明程度、前移谋利情节的认定节点、增设司法推定规则、弱化转达行为对定罪的刚性制约，虽然能有效降低控方证明难度，补齐既往司法认定过于保守、惩治力度偏弱的短板，但也客观上适度拓宽了刑事评价的涵盖范围。若司法适用把握失度，极易出现认定标准泛化、纪法边界模糊、主观推定扩张适用等问题，潜藏着打击面不当扩大、陷入主观归罪误区的隐忧。

一、条文溯源与规则适用逻辑调整 （一）刑法条文规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从刑法立法本意看，斡旋受贿始终要求具备职务影响力、不正当利益、通过他人职务行为、收受财物等核心构成要件，并未因司法解释修订而发生改变。传统实务办案中，只是在客观行为的查证标准上设置了过高门槛，过度看重实际斡旋、联络转达、实际谋利等外在行为痕迹，无形中抬高了入罪认定标准。

（二）《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受贿论处。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相比原有规定，新解释有三层变化：

其一，适度放宽谋利行为认定标准。不再苛求必须查实实际通过他人完成职务行为、实际谋取到不正当利益，将承诺通过他人职务行为谋利纳入刑事评价范畴，在要件框架内适度放宽行为认定尺度。

其二，增设合意推定裁判规则。借鉴普通受贿成熟司法经验，明确明知具体不正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即可视为具有谋利承诺，简化事实认定难度，无需逐一查证口头承诺的直接证据。

其三，弱化转达行为的定罪权重。明确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实际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整体认定，破除以往“无转达即难以定罪”的裁判惯例。

整体来看，本条新规是在坚守法定构成要件不变的基础上，对司法认定标准、证明责任负担、行为评价尺度作出适度优化，并非重构犯罪要件，只是降低了实务入罪门槛、统一了裁判口径。

二、旧规适用缺陷与修规的现实必要性

在新规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对斡旋受贿的认定尺度整体偏于保守，过于依赖外在客观行为痕迹，出现了诸多实务短板与治理漏洞：

其一，“收钱不办事、承诺不运作”行为容易规避追责。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权地位形成的影响力收受大额财物，口头应允为请托人协调事项，事后刻意不沟通、不斡旋、不转达。因传统办案过度看重实际斡旋行为的查实，此类仅有财物交易与请托合意、无外在运作痕迹的行为，往往难以定罪，成为权力掮客式腐败的规避通道。

其二，客观行为证明标准过高，难以适配隐性腐败特点。斡旋受贿多为私下口头约定、无书面凭证、无留存痕迹，传统规则要求完整查实联络过程、转达细节、第三方职务关联链条，证据门槛过高。大量隐蔽性权钱交易，因客观行为证据难以穷尽，最终只能降格按违纪处理，刑事惩治力度与腐败危害性不相匹配。

其三，裁判规则不够统一。普通受贿早已确立承诺谋利即可入罪、明知请托收钱视为承诺的裁判规则，而斡旋受贿长期固守外在行为查证标准，同类权钱交易行为形成两套认定尺度，既破坏刑法体系协调性，也给腐败分子留下司法套利空间。

正是基于传统司法认定过于严苛、反腐法网存在漏洞的现实痛点，本次司法解释在维持法定要件不变的前提下，适度放宽认定标准、引入推定规则、统一裁判逻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必要性。

从法教义学底层逻辑审视，本次规则调整具备一定法理支撑。受贿罪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而非是否实际办妥请托事项、是否完整实施斡旋转达行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与请托人形成财物与不正当请托的交易合意，公权力廉洁性就已受到实质侵害。同时，将普通受贿成熟的推定裁判规则，合理延伸适配到斡旋受贿领域，实现同类职务犯罪裁判理念贯通、尺度统一，符合刑法解释的体系性原则。

三、新规适用的深层法治隐忧与实务争议

但必须客观看到，本条新规在堵漏补网、统一尺度的同时，因认定标准放宽、推定规则适用、客观行为门槛弱化，也潜藏着新的司法适用风险，成为实务界和学界争议的焦点。

（一）客观行为制约作用弱化，存在主观推定扩张适用隐患

传统司法严格查证外在斡旋、转达、联络等客观行为，实质上对主观故意认定形成有效制衡，防止仅凭财物往来与请托关系随意入罪。新规放宽客观行为证明要求后，实务中容易过度依赖“明知请托+收受财物”的推定逻辑，弱化对客观行为链条的实质性审查，若尺度把控不当，容易滑向主观归罪的误区。

（二）纪法边界趋于模糊，存在轻微违纪行为被升格入刑的风险

以往，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应允帮忙但未实际斡旋、未实施任何权力运作的行为，大多纳入党纪政务违纪规制范畴，刑罚保持谦抑克制。新规放宽认定标准后，原本属于轻微违纪、无实质权力滥用、无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很容易被纳入刑事评价范围，出现以刑代纪、刑罚过度介入公职人员日常交往的问题。

（三）刑事评价范围适度扩容，存在打击面不当扩大的隐患

公职人员日常人情往来、亲友求助、事务咨询本属正常社会交往范畴。新规框架下，只要请托事项带有程序瑕疵或利益诉求稍有不当，加之存在财物收受情节，即便行为人无主动斡旋意图、当场回绝请托、事后及时退财，也容易被纳入斡旋受贿的评价范围。若缺乏限缩适用思维，极易误伤中性公职交往行为，不当扩大刑事打击范围。

（四）推定规则缺乏反向约束，易滋生机械司法

“明知请托事项视为承诺谋利”的推定规则，实务中容易被简单化、绝对化适用。部分办案机关可能形成固化办案逻辑：只要有财物往来、有不正当请托事项，便直接推定有罪，不再细致审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拒绝态度、退赃表现等情节，缺乏反证推翻推定的空间，容易引发机械司法、尺度失衡。

四、实务注意事项

司法适用必须秉持克制审慎、限缩解释的立场，守住罪刑法定、主客观统一、刑法谦抑的底线。

（一）严格区分职务便利条件与纯粹私人情谊关系

准确把握斡旋受贿前提要件，仅限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工作隶属、岗位关联形成的职务影响力。纯粹基于同学、亲友、私人感情的请托帮忙，与公职身份、职务影响力无关的，坚决排除斡旋受贿适用范围，防止随意扩张主体要件。

（二）严格界定不正当利益法定边界

不得随意扩大不正当利益认定范围，严格限定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公平公正原则的诉求。正常合规办事咨询、程序性申请、中性合理诉求，不得随意贴上不正当利益标签，从源头防止推定规则滥用。

（三）审慎适用推定规则，认可反证推翻空间

明知请托视为承诺的推定规则，仅为事实认定便利，并非绝对有罪推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当场回绝请托、明确拒绝斡旋、无任何谋利合意、及时主动退赃的，应当依法推翻推定，优先作违纪评价或出罪处理，坚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四）严守纪法分层界限，落实刑法谦抑性

对收受财物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被动收受、无权力滥用意图、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行为，坚守党纪政务处分优先原则，不轻易升格入刑。恪守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手段的定位，避免刑罚泛化。

（五）精准区分关联罪名，防止定罪兜底化

严格厘清斡旋受贿与普通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诈骗等罪名界限，重点区分利用本人直接职务便利与间接影响力、在职公职身份与私人亲友影响力的差异，杜绝为办案便利随意兜底定性，确保定罪精准规范。

总之，新解释有效破解了反腐法网存在漏洞的现实难题，同时也必然带来打击面扩大等风险。但是，鉴于当下局势，别纠结于法理，也不奢谈法治，“扩大斡旋受贿的适用范围，尽量把腐败行为装进去”，这种做法，不仅能增加财政收入，更能赢得百姓拥护，或许也是一时良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