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新董事长赵建：我不知道谁是下一个梁文锋 但我能当他的保姆

5月17日，“浙大临空智能媒体实验室”与“Global AI创新加速器”正式启动。作为网新集团董事长，赵建几乎参与了浙大科技创业过去30多年的全过程。下一个梁文锋（浙大校友）在哪里？过去几年，赵建被反复问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与浙大的创业培育土壤变化有关——从“个人英雄主义”，进入“系统化孵化”阶段。

口述｜赵建

整理｜铅笔道

组委会给我的题目，是讲浙大的创业精神、传承与创新。但我想先讲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在干什么。

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搞了一个传媒研究院，对标MIT Media Lab（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他说要“制造梁文锋”。

大家今天来了，也算是来捧场，看看能不能变成梁文锋（DeepSeek创始人）。

李明顺（Global AI创新加速器创始人）是发现“AI新物种”。新物种和梁文锋有什么区别？

梁文锋代表的是万亿美元级机会；AI新物种，可能更多是10亿美元级独角兽，但数量会更多。

那天我问李明顺，今年准备搞多少个新物种？他说50个。我说太多了，20个就够了。

所以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有志向的，可以去做梁文锋；稍微差一点，至少也能做个新物种。

那我干什么？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俩当“保姆”。他们负责做大事，我帮他们做连接、做服务。

浙大最早创业的一批人

我先讲讲自己，也讲讲浙大30多年的变化。我是竺可桢学院第一届班长。那时候一个班只有100个人，现在一个班已经800多人。当年我们还淘汰了40个人，最后只剩60个。

我读了两年以后，成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个直读生。

以前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必须先工作，我是第一个没工作过、直接从竺可桢学院进入管理学院的人。所以今天去管理学院的，基本都算我的师弟师妹。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跟我是同一届；陈劲（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比我低一届。

我读书时就开始创业。1992年毕业时，我给陆永祥（原中国工程院院长、浙江大学原校长）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创办企业。我应该算是浙大最早创办高科技公司的那批人之一。

到今天为止，跟我同年龄、在我之前那一批浙大创业公司，当时大概有1000多家，现在基本都没了，只剩下我们还在。

1997年，我和褚健（浙江大学教授、中控技术创始人之一）一起创办了浙大第一家上市公司——浙大海纳。

2001年，潘云鹤（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原校长）推动四校合并。后来我和陈春（浙江大学教授、工业软件专家）成立了网新集团。

那个时候董事长是潘云鹤院士，我担任总裁。

大家今天看到群核科技（空间智能平台公司，酷家乐母公司）的陈航，其实就是陈春教授的儿子。他小时候读小学，我还带他玩过。

这些现在都已经变成历史了。

最近大家为了“安慰”我，又让我担任浙大上市公司协会会长。浙大现在已经有400家A股上市公司。

浙大创业，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为什么说我是“保姆”？因为我能力不行。

方兴东要培养梁文锋，李明顺要培养AI新物种，但我没有能力判断谁会成为梁文锋。

有一次，一个院士在香港被一群记者围住，大家都问他：“下一个梁文锋在哪里？”

我看他一开始还有点紧张，但很快镇定下来。

他说：“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梁文锋在哪里，但只要浙江大学继续这样培养下去，就一定会不断出现梁文锋。”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培养梁文锋，本来就是概率问题。

浙大的创业，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发式创业。

那个年代创业，没有系统方法。大家更多是在解决中国经济短缺的问题。为什么30年后很多企业都没了？因为当时创业的基因和初心，更多是“填补空白”。

不像今天年轻人创业，价值观很清晰，也更强调持续创新，甚至一开始就瞄准全球化和万亿美元公司。

当年很多创业，本质上是国产替代。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东西都依赖进口。像浙大中控（工业自动化公司，中控技术前身）、褚健他们后来做半导体，很多都是在填补空白。

第二阶段：有组织的人才培养。

大概从1999年开始，浙江大学开始系统性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比如竺可桢学院下面的强化班。大二下半年可以申请，每年招50个人。

这个班是吴晓波、陈劲他们一起推动的。上个星期吴晓波还来找我，说教材要升级到3.0版本。我现在发现，一大批创业者，其实都是强化班出来的。

这说明，浙江大学已经开始有组织地培养创新人才。

今天下午2点，旁边还有一场会，是创新创业学院“强鹰班”第23期开营。强鹰班是什么？

它的门槛更开放，只要报名就行。

竺可桢学院还有一定筛选机制，但强鹰班规模更大，一届可能上千人，一个导师带三五十个人。除此之外，浙大还有MBA班。很多校外同学、校友，也会回来进行有组织创新。

传媒学院还有一个班，办了20年，大概有1万多名学员进修。

所以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有组织的人才培养”。

第三阶段就是今天：创新孵化。

李明顺他们现在做的，是创新孵化器。浙江大学这些年已经建立了38个研究院，其中跟AI相关的就有8个。这些研究院，很多都在做创新孵化。

这和第二阶段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课堂里培养人；第三阶段，则是在研究院里真正做创业。

研究院也是浙大的二级单位，但它不上课，而是以创新孵化为核心。

方兴东刚才讲，让大家以后多去“临空”。临空和传媒学院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传媒学院偏课堂；临空研究院，偏创业创新。

那里的老师，不是以上课为主，而是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主。研究院下面还有孵化器。

李明顺现在做的，就是专业AI孵化器。

所以，学院、强化班、强鹰班，更多还在课堂里；研究院和加速器，已经进入实战。

今天的创新主题，就是AI

今天，创新方法也变了。第一阶段，很多是国产替代；第二阶段，是互联网创新，比如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第三阶段，就是今天的AI全面创新。

今天大家讲梁文锋，讲林群舒（AI创业者），还有计算机系几个博士还没毕业就创办的整数智能（AI数据与模型公司）。

他们的数据业务，现在已经开始和全球最大的几家大模型公司合作，进步非常快。

还有陈天润，也是潘院长的学生，做大模型方向，华为（中国ICT与智能终端公司）也投了他。

今天的浙大，已经有研究院、有孵化器，还有我这个“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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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保姆”，主要干什么？

保姆是干什么的？主要是帮创业者缩短认知距离。

创业者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但别人听不懂。你去找客户，说我要推荐一个AI产品，客户不一定理解它到底能带来什么帮助；

你去找政府，希望政府支持创新企业，政府也会问：为什么要支持你？你去浙大找教授，希望他的学生加入创业项目，教授也未必能立刻理解。

所以我这个“保姆”，本质上就是做翻译、做连接。

我不知道谁会成为梁文锋，也不知道哪个会成为AI新物种。那是李明顺他们负责判断的。

但创业者真正开始做事以后，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找客户、找技术、找资本、找校友资源。这些连接，可以找我。

举个例子。阿里巴巴出来一个P10（阿里高级技术职级），叫马志国，现在也是成刚的博士。

他给我打电话，基本永远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帮他订饭店。我说你为什么让我帮你订？他说：客人太重要了，不知道怎么接待。

我也老老实实帮他订。

第二件事：帮他订菜。我说我一个董事长，怎么还帮你点菜？他说：这个太重要了。

第三件事：帮他找裘建平。

裘建平（中策橡胶董事长）旗下有很多上市公司，他希望产品能跟他们合作。

所以你看，我这个“保姆”，很多时候干的事情很具体：要么订饭店、点菜；要么安排年轻创业者跟行业大佬见一面。

我不像方兴东那样谈“制造梁文锋”，也不像李明顺那样谈“AI新物种”。真正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事情其实自己都会做。你帮太多，反而成不了梁文锋。但“保姆”还是需要的。

订个饭、点个菜、安排跟谁见一面，这些事情，我可以做。如果大家需要“保姆”，可以来加速器找我。

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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