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伤口说了无数遍，却越说越疼？
31岁那年，医生第一次给我开了抗焦虑药。到51岁，我手里攒着六张处方。讽刺的是，我这辈子几乎没进过医院——除了生双胞胎那次。我很少生病，还总拿这点跟人炫耀。当时我不懂，让我保持健康的那个心态，后来恰恰害了我。光靠脑子，压不住身体。
51岁时，我的身体彻底造反了。浴室地板上堆着一团团棕发，像理发店刚打烊。从前清晰的脑子，如今塞满棉花，词不达意，思绪断线。这就是那个被我"说过去"、却从没真正听过的身体。
我自认照顾得不错。有心理咨询师，做过伴侣咨询，吃得健康，也运动。最大的毛病不过是每晚三杯葡萄酒——2004年那阵子，父母、丈夫、工作接连没了，酒能让我缓口气。
但我没意识到，每次忽略那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部分——那个必须控制一切、必须独自扛住一切的部分——我就成了虐待者，虐待一个只想保护我的身体。
53岁时，我对自己的认知、对世界的看法，早已定型。偶尔也思考些存在主义问题，但日常运作全靠"管理者"——那个控制狂。她信这些：努力工作，与人为善。生活很苦，别抱怨，继续走。没人会来帮你，别开口。
这套信念确实管用。最糟的时候，它没让我垮掉。但它也把另一些我埋了起来——那些还在等谁来的人。她们被困在1974年的夏夜，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僵在床上，想钻进汗湿的床单里消失。父母又在吵架。没人来。她只能靠自己。就这样。翻篇吧。
孩子的神经系统学会了保持警戒，呼吸浅而急促，随时准备战斗、逃跑或僵住。她太小，打不赢。想跑，没处去。身体选择了下一步能做的事：关机。变冷。
这份冻结从未结束。小女孩长成了吃六种药的女人，还在试图消失。身体没能在七岁那年完成的反应，塑造了她日后的样子——永远坐在房间后排，靠近出口，方便躲藏。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因为"尽力了"还不够。永远把自己排最后，别人更值得。
后来一份评估给了个数字：我70%的能量，仍然卡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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