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大圣遗踪处 犹有宋时风

大圣雕塑

宋代青釉酱彩塑双婴戏龟纹瓷笔架

宋代长方形三层砂岩石暖砚

宋代青瓷卧犬

宋代青釉瓷灯，也是古人说的“省油灯”。

宋代青釉印花葵口瓷碗

宋代瓷杯、瓷杯托

“宋经略使龙山余公神道”碑

许多初到顺昌的人对顺昌的印象，都被“大圣祖地”吸引。但走进顺昌县博物馆，才发现这座城不但有神仙传奇的源流，也有千年前凡人的生活。

顺昌县博物馆于2024年6月正式全面开放，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馆内设有顺昌历史文化和大圣文化两大固定展区。顺昌县博物馆馆长王长军则将顺昌历史文化和馆内亮点文物浓缩在一下午的时间，为我们一一介绍。与其他县级博物馆相比，顺昌县博物馆的馆内展品数量不算最多。但跟随馆长的脚步，聆听讲解，就会知道，这里的文物也足够讲好顺昌的故事。

大圣文化在顺昌

进入顺昌博物馆一楼展厅，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大圣雕塑。

馆内有一文一武，两尊大圣雕塑，分别立于上下楼的楼梯一侧。眼前这尊武大圣脚踏祥云，手持金箍棒，做出“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姿势，形象与《西游记》的“孙行者”形象如出一辙。顺昌县博物馆馆长王长军介绍说：“很多游客刚进馆时，都会感叹这尊大圣雕塑栩栩如生。”接着，王长军解释，大圣文化在顺昌，本身是地方民间信俗。它形成的时间，比世德堂本《西游记》成书还早。

20世纪90年代，顺昌宝山发现“双圣”相关墓葬后，引起关注。双圣墓说明，在民间社会中，“大圣文化”要远远早于明朝成书的《西游记》。

王长军带着我们走到一幅塑像图前。这尊塑像位于顺昌县岚下乡的“岐头通天大圣坛庙”，当地人称为“猴行者”“文通天”。人们对于“大圣”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西游记》塑造的猴行者形象。而图中的“文大圣”头戴冠冕，神态庄重，并没有影视剧里那种夸张的猴相。

岐头通天大圣坛庙的“文大圣”雕塑的白衣秀士形象就来自南宋成书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书中故事描述身为“花果山紫云洞八万七千铜头铁额猕猴王”的猴行者，化为白衣秀士护送唐三藏西行取经；归来后被封为“铜筋铁骨大圣”。王长军说：“顺昌的大圣文化古已有之，而不是先有小说，再有大圣崇拜。”他说：“很多地方也有大圣庙，但顺昌保存了比较完整的信仰脉络。”

展厅里还陈列着明朝流传至今的大圣祭坛石碑，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受到“山尊大圣，海祭妈祖”这句话的厚重。

宋代书房器物二三件

一段西天取经的神话故事，需要百来个章回才能娓娓道来。而在顺昌县博物馆二楼的文物展区，只需几个文物展品便为参观者展现生活在宋朝的文人生活。

王长军馆长带我们走到一方“长方形三层砂岩石暖砚”前，特意停了下来。这方砚台呈长方形，下部中空，共分三层。乍一看结构有些复杂，细看才发现，中间可以注入温水，用来防止冬天墨汁冻结。

“宋人读书是很讲究的。”王长军说，“冬天冷，墨容易凝，所以才会有暖砚这种东西。”他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暖砚的结构：“下面一层放热水，上面温墨。说明当时人已经很在意书写体验了。”展柜灯光下，暖砚与其他砚台对比不显长期使用的痕迹，或许这也是闽北冬日结冰日子少的影响。

展柜另一侧摆着几盏瓷灯也有“奥秘”，其中一盏“宋青釉瓷灯”灯身较高，灯座呈现碗状，釉色泛着淡淡灰青。“这个很有意思。”王长军笑着说，“很多人会说‘省油灯’，却不知原型，这其实就是‘省油灯’。使用者通过在底部注水，给被灯芯加热的灯体降温，就能减少灯油挥发。宋代生活已经相当精细了。”而另一件“宋葵口建康府蔡家炼铜照子记铜镜”，则几乎让人一眼看见了宋人的日常。镜子呈葵花口，镜背铸有“建康府蔡家炼铜照子记”字样。 “照子”二字就是古代镜子的名称，而“建康府蔡家”则为品牌。侧面说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购买铜镜这种日常用品，有人会认作坊。

“宋青釉酱彩塑双婴戏龟纹瓷笔架”。两个婴孩立在龟的两侧和龟互动，可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文房工具，更像一种文人的审美趣味。“笔架是读书人的用品，做成这样寓意‘独占鳌头’。”王长军说。

而展厅里有几件特殊的一件器物，其中结构最精细的是“宋青釉连盆瓷架”。它只有巴掌大小，像个“手办”，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方连着盆，下方中空，架腿、盆沿、结构都做得一丝不苟。“这个其实是明器，是陪葬模型。”王长军解释，“真正的木家具保存不下来，但这些陪葬的模型让我们看到宋朝人的生活样貌。这种形式的盆架，一直流传到今天也大体不变。”

展厅里的这些器物，其实已经足够拼出一个完整的宋代书房：冬天写字时，有暖砚温墨；夜晚读书，用省油灯来照明；读书困乏了，可以把玩桌边放着的“独占鳌头”笔架；梳洗过后，用建康府蔡家的铜镜照一照。置身展馆里，千年前生活在顺昌的宋朝“老祖宗”，忽然变得就在眼前，给我们“直播”日常。

余良弼神道碑

尽管几番询问下，馆长王长军都谦虚地表示馆内还没有什么文物可称为“镇馆之宝”，但每一位参观顺昌县博物馆的观众都忘不了馆内最“重量级”的一件文物——余良弼神道碑。

石碑立在展厅中央偏内的位置。碑长2.32米，宽61厘米，厚13厘米，碑文刻“宋经略使龙山余公神道”。1990年5月19日，顺昌县考古工作人员在水南村水井边发现“宋经略使龙山余公神道”石碑，如今移入馆内收藏。

余良弼，字岩起，号龙山，1102年出生于顺昌。南宋建炎二年（1128），他进士及第。那时正值南宋初立，北方沦陷，局势极乱。他早年在韩世忠军中任粮官，后为福州知府张守幕僚。绍兴初年，顺昌匪患严重，县令弃城而逃，百姓流离失所。朝廷一时无人敢往，而余良弼却主动前去招抚。临行前，祖母徐夫人对他说：“乡井墓坟，莽为盗区，亲党囚虏，汝能解纷，是亦吾心。”后来，余良弼孤身进入贼营，晓以利害，未动一兵一卒便平定匪乱。

余良弼后来历任漳州通判、泉州南外宗正司丞、广南西路转运判官等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治理与边疆事务中度过。余良弼在广西时局势复杂，边地盗乱频仍，又长期存在人口贩卖问题。余良弼到任后，一方面整顿军政，一方面严禁边民被贩往交趾为奴。他甚至专门制定新规：举报人口贩卖者给予重赏，官员纵容同罪。在广西他“减鬻爵，禁贩奴，抚诸洞，歼群盗。”

余良弼晚年回到顺昌龙山隐居。相比他前半生的辗转奔波，晚年的龙山生活显得安静许多。他在龙头岩下筑“龙山堂”，藏书万卷，终日与书卷山水为伴。他写《教子诗》训诫子孙勤学，其中一句：“学不成名岂丈夫”，至今仍被引用。

他也是朱熹“朋友圈”的一员。绍兴二十六年（1156），朱熹在泉州任职，与时任泉州通判的余良弼相识，两人时常共研经义。三十多年后，余良弼之子余大用将《龙山文集》送到朱熹案前。那时的朱熹已经年过花甲。读完故友遗文后，他专门写下《跋余岩起集》。

朱熹称赞余良弼：“立心处己，则以刚介质直为贤，当官立事，则以强毅果断为得。至其为文，则又务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无含胡脔卷，睢盱侧媚之态，使读之者不过一再，即晓然知其为论某事，出某策，而彼此无疑也……”

神道碑本应立在墓前，但如今余良弼墓无处可循，只留有这块神道碑。了解余良弼后，则会觉得，他并不只是历史书里一个遥远的名字。隔着八九百年的时间，也能在博物馆里重新看见他。

□张俣辰 林水鑫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