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老人出殡，侄子要3万才肯摔老盆，大女儿直接自己摔了

78岁老人出殡，侄子要3万才肯摔老盆，大女儿直接自己摔了
老盆摔下去的时候，我听见瓷器碎裂的声音，脆生生的，像一口憋了三十年的气终于吐出来了。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吹鼓手的唢呐停了一瞬，像是被这声音吓到了。管事的老陈叔张着嘴，嘴唇哆嗦了两下，什么也没说出来。灵堂前跪着的亲戚们抬头的抬头，探身的探身，几十道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我跪在水泥地上，膝盖磕得生疼，手里还攥着老盆的碎片，碎瓷扎进掌心，有血流出来，我竟然感觉不到疼。
我大妹在旁边拉我袖子，小声说：“姐，你这是干啥？”我没理她。我回头看了一眼棺材，我爸躺在里面，不知道他看见没有，看见他的大女儿亲手给他摔了老盆。
按我们这儿的风俗，老人出殡，摔老盆得由儿子来，没儿子的由长子长孙来，实在没有儿子的，由侄子来。总之，得是男丁。老盆摔得越碎越好，寓意岁岁平安，老人走得安生。我爸没有儿子，我妈生了我们姐妹三个，我是老大。我爸一直想要个儿子，我妈生到老三还是女儿，后来就不再生了。我爸嘴上不说，可我知道他心里是有遗憾的。逢年过节上坟，别人家都是儿子领着一家老小，我们家是我领着两个妹妹。有邻居看不过去，跟我爸说你家三个姑娘多好啊，孝顺。我爸笑笑，没说话。那个笑容我记了很多年，不是欣慰，是认命。
我爸走的那天是腊月十九，离过年还有十一天。他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最后那段日子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偶尔清醒的时候眼睛四处看，我知道他在找我妈。我妈比他走得早，走了六年了。我握住他的手说爸，你放心，后事我会办好的。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我猜他是想说儿子的事，他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儿子摔老盆。
我爸走后的第二天，我给我堂哥赵建国打了电话。他是我大伯的儿子，我爸的亲侄子，今年五十二岁，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电话接通，我说建国哥，我爸走了，出殡定在腊月二十二，到时候得麻烦你来摔老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大姐，这事好说，到时候我过去。”我说好，谢谢建国哥。
挂了电话，我心里踏实了一些。虽然我爸没有亲儿子，但有侄子摔老盆，面子上也算过得去，村里人不会说三道四。我跟两个妹妹说了这事，她们都松了一口气。大妹说建国哥人不错，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小妹没说话，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最敏感的，从小就能感觉到别人脸色背后藏着的东西。
腊月二十二，出殡的日子。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妈在世时候教过我的，老人出殡当天的规矩多，一样一样不能乱。请的吹鼓手五点半就到了，唢呐一吹，整个村子都醒了。来帮忙的邻居陆续到了，老陈叔指挥着摆灵堂、搭棚子、烧纸钱。我跟我两个妹妹跪在灵前，披麻戴孝，一个一个给来吊唁的人磕头回礼。
快到八点的时候，赵建国还没来。出殡定的是九点，摔老盆在出殡前头，不能晚了。我让大妹打电话催催，大妹打了，没接。过了十分钟再打，接了，赵建国在电话那头说马上到，声音懒洋洋的，像是刚睡醒。
八点四十，赵建国来了。开着他那辆银灰色的五菱宏光，车上还坐着他媳妇。他下车的时候穿着一件黑色的旧棉袄，头发乱糟糟的，像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直接就来了。他媳妇倒是打扮得齐整，烫了头，抹了口红，拎着一个红色的手提包，一点也不像来参加葬礼的样子。
赵建国走到灵前，给我爸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然后把我拉到一边。他说：“大姐，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我看着他，他眼睛不看我的脸，看着旁边，嘴角扯了一下，说：“现在外面摔老盆的行情你也知道，不是白摔的。我这边……”
“建国哥，你什么意思？”我直接问。
他终于转过脸来看我了，脸上的表情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大姐，我也不跟你多要，就三万。你知道的，摔老盆这事，摔了以后我就是顶这一房的人了，以后逢年过节我还得给二叔上坟，这都是事。三万块钱不算多。”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钟，这三秒钟里我脑子里闪过很多东西。我爸跟他爸是亲兄弟，小时候他们家住村东，我们家住村西，过年的时候一起吃饭，我爸跟他哥、他的亲侄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吃菜。我爸帮赵建国找过工作，给他介绍过对象，他在镇上开五金店的本钱，我爸借了他五千块，三十年前的五千块，到现在他也没还。
我退后一步，说：“建国哥，你是我爸的亲侄子，这事你要跟我谈钱？”
他媳妇在旁边插嘴了，声音尖得跟指甲刮玻璃似的：“大姐，话不能这么说。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建国要是没有这个名分，以后他凭啥给二叔上坟？这可不是小事，这是要担责任的。”
我没理他媳妇，我看着赵建国。他低着头，用脚尖碾地上的土，碾了一个小坑。过了几秒，他抬起头来，眼睛里有一丝不自在，但嘴巴却比眼睛硬：“大姐，三万，你考虑考虑。”
我转身走回灵堂，跪下来。两个妹妹问我怎么回事，我没说。管事的老陈叔过来催了：“该摔老盆了，再晚就误了时辰了。”我说再等等。老陈叔说等啥？我说等人。
等了二十分钟，赵建国站在灵堂外面抽了两根烟，他媳妇在旁边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什么。九点差十分，我站起来，走到灵前，端起那个老盆。老盆是瓦制的，灰褐色，碗口大，盆底有一个小孔，是提前钻好的，寓意让老人把钱带走。盆里烧着纸钱，火苗舔着盆沿，烤得我手指发烫。
老陈叔说：“二妮，你端盆干啥？快放下，建国来了，让建国摔。”
我没听。我端着盆走到灵堂门口，跪下来，面朝南方。身后有人喊“不能啊”，有人喊“大姐你别冲动”，我什么也没听见。我把老盆举过头顶，用尽全力往地上一摔。瓦盆碎了，碎成了七八片，纸钱的灰烬扬起来，落了我一头一身。
唢呐声停了。周围所有人的声音都停了。我跪在碎片中间，手心被碎瓷扎破，血滴在地上，一滴，两滴。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哭，是眼泪自己往外涌，憋都憋不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是为我爸难过，还是为我自己生气，还是为这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来所有说不出口的委屈。我们这个家没有儿子，别人嘴上不说，可但凡遇到事，你就能感觉到，没有儿子就是低人一等。摔老盆要侄子来摔，侄子可以跟你讨价还价，三万块钱，少一分这个盆就没人给你摔，你爸就带着这份遗憾走。
我从地上站起来，转过身，看着赵建国。他站在灵堂外面，嘴巴微张，表情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他媳妇拉着他的胳膊，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建国哥，不用你了，我爸的老盆我自己摔了。他是我的爹，我是他的闺女，这个盆我摔得。你走吧，该干啥干啥去。”
赵建国张了张嘴，挤出一句：“大姐，你这是让我难做……”
我没再理他。他媳妇扯着他的袖子往外走，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摔个盆吗，谁稀罕……”声音越来越远，五菱宏光的发动机响了两声，走了。
老陈叔走过来，看着我，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二妮，你……你这让老赵走得不全乎啊。”我说陈叔，我爸要是知道我为了摔这个盆被人讹了三万块钱，他在地下才能不安生呢。老陈叔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出殡的事继续了，吹鼓手重新吹起来，八个人抬着棺材往祖坟走。我端着遗像走在最前面，两个妹妹跟在后面哭。大妹哭她爹没了，小妹哭得喘不上气。我没有哭，我端着照片往前走，走过村口的时候风吹过来，把我爸的照片吹得晃了一下，我用手指压住，照片上我爸的脸有点模糊，我不知道是风吹花了我的眼睛，还是眼泪涌了上来。
棺材入了土，填了坟头，烧了纸钱，磕了头，葬礼算完了。帮忙的邻居都散了，我跟我两个妹妹最后走的。站在坟前，周围是冬天荒凉的土地，麦苗刚刚露头，绿得发黑。远处村子里的狗在叫，叫了几声不叫了，风呼呼地吹，吹得人耳朵疼。
大妹站在我旁边，说：“姐，你太冲动了。这事传出去，村里人还不知道怎么说你呢。”我说说什么？说我没有弟弟，说我摔了老盆坏了规矩？大妹说：“你知道就好，以后在村里，你让我们怎么做人？”
我转过头看着她，突然觉得有点不认识她。我说你怕别人说，那赵建国要三万块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他摔了盆就是咱家男人了，他说的，以后逢年过节他来上坟，他来过吗？他上过坟吗？他爸的坟在哪里他知不知道？
大妹被我噎住了，张了张嘴，没出声。
小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突然开口了。她声音不大，但很稳，像我爸生前说话的样子：“大姐，我觉得你做得对。这盆本来就是咱家的东西，凭啥让别人摔？他是男人又怎样，他孝顺过咱爸吗？爸住院半个月，他来过一次吗？过年过节给爸打过电话吗？”
大妹不说话了。风更大了，坟头上的纸钱被吹得哗啦哗啦响。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爸的坟，说：“爸，你放心走吧。我有闺女替你摔盆了，你走得安心。”
往回走的路上，小妹追上我，挽住我的胳膊，说：“姐，你手怎么了？”我说没怎么，被碎瓷扎了一下。她说我看看，我伸手给她看，掌心里有两道口子，血已经干了，结了暗红色的痂。她看着我的手，眼圈红了，说姐，你是不是傻，你就不能摔轻点？
我说，摔轻了就碎不了了。
走了几步，她又说：“姐，你别听大姐夫的话，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规矩还不是人定的？咱爸最疼我们三个，他心里想要儿子，可他从来没因为这个对我们不好过。”
我点点头，没说话。走到村口的时候，碰到了隔壁的王婶，她端着盆出来倒水，看见我们三个，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想说啥又没说，转身回去了。我猜她背地里肯定要说，说赵家的大闺女太不懂事了，出殡这么大的事，怎么敢自己摔盆，这是要被人笑话的。
随便吧。
回到家，天已经快黑了。我爸的遗像摆在堂屋正中，前面供着香，烟雾袅袅地往上飘，飘到天花板上散开了，屋子里有一股檀香和纸灰混在一起的味道。两个妹妹去做饭了，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对着我爸的遗像发呆。坐了不知道多久，大妹端了一碗面进来，放在我面前，说姐，吃点东西吧，一天没吃了。
我看着那碗面，白水煮的面条，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洒了几滴香油。跟我妈在世时候做的一模一样。妈走的那年我三十五，今年我五十七，二十二年了，我从来没让别人给我做过这种面。今天大妹做了，我没忍住，眼泪又涌上来了。
吃完饭，收拾了碗筷，大妹和小妹商量着明天谁留下来陪我。我说不用，我一个人能行。她们不放心，最后大妹留下来，小妹回去上班。晚上躺在小时候睡过的床上，被子晒过，有大妹洗衣液的香味。隔壁传来大妹打电话的声音，给她老公说今天的事，说姐自己摔了盆，说建国哥要三万块钱的事。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几句。她老公说了什么我听不清，大妹后来又说了一句：“嗯，我也觉得姐做得对。”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嘴角动了一下。墙上的白灰脱落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黄泥，泥里有稻草，干干的，脆脆的，像我爸这一辈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坟，烧了纸，磕了头。回来的时候路过赵建国的五金店，卷帘门关着，铁门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春节放假”。腊月二十二就放假了，离过年还有八天。我站在店门口看了两秒钟，转身走了。我不想找他理论，不想跟他要说法，也不想再看见他。这个堂哥，从今天开始，就当没有了。
老盆碎了就碎了，我爸走了就走了，有些规矩该改就改了。我是他的女儿，不管我是男是女，我流的血是他的血，我替他摔这个盆，天经地义，用不着求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