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士兵日记中，记录了哪些令他们也感到恐惧的自己的另一面？

1937年12月，南京城外。一位名叫东史郎的25岁日本上等兵，在随部队攻入南京之前写下了一封遗书。他写道：“为攻占敌军首府南京而献出我微薄之力，是昭和男儿终生的荣耀与骄傲。我决定冲锋陷阵，作为一名军人，是该去死的时候了，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恐惧，要果断地去死。”多年后东史郎在法庭上展示这封遗书时，深深为自己当年的狂热感到惭愧。可真正令人脊背发凉的，不是他写下这封遗书时的“勇敢”，而是他在日记中记录的另一种东西——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惧的“自己的另一面”。

这并非孤例。从东史郎到荻岛静夫，从小林太郎到武藤秋一，一本本日军士兵的战地日记，如同一面面照妖镜，照出了普通人在战争中被扭曲的灵魂。而最触目惊心之处在于：他们在日记中写下暴行时，往往冷静得像在记流水账。

荻岛静夫七本日记原件和一本摄影集

一、火葬兵的日记：他用20万字记录罪行，冷静到看不见一个感叹号

荻岛静夫，一个来自日本乡下的普通农民，被征召入伍后分配到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担任火葬兵——专门焚烧前线运回来的日军尸体。从1937年8月到1940年3月，他用近20万字和208张照片，记录了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全部经历。2004年，这套日记被四川民间收藏家樊建川从文物商人手中购得，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荻岛静夫日记——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经14位抗战研究专家鉴定，这套日记被确认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翻开这本日记，会被一种毛骨悚然的冷静所震撼。

他写道：“淮口早已没有一个敌兵，只看到几个老百姓，时为上午十点。接下来，我军扫荡了淮口村落的全部老百姓。”“我军扫荡观音寺一带后，就把附近的村庄全部烧光，几百间房屋燃烧的火焰把夜幕都要烤焦了。”“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注意：没有感叹号，没有形容词，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暴行在荻岛静夫的笔下，就像在写“今天天气晴，吃了早饭”一样平常。研究过这本日记的专家评价道：“荻岛静夫的日记是不折不扣的‘实录’——冷漠到很少用形容词，麻木到不见感叹号。这是一个典型的战争狂人日记。而今天，它是一份代表了日本法西斯恶魔的战争罪行自供状！”

但他从来不是什么杀人狂魔。荻岛静夫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民，天天惦记家里的老人和田里的庄稼，喜欢看小说杂志。正因为他是个普通人，他的日记才更让人恐惧——它揭示了战争如何将一个普通人，改造成记录杀人如记流水账的机器。

荻岛静夫从1937年来到中国到1940年离开。从日本兵的暴虐、凶残到军人的个体悲伤，记录在近二十万字的日记里

二、一个让火葬兵恐惧的记录：那群中国兵没有名字，只有50人

荻岛静夫的日记中，有一段与他的“冷静”截然不同的记录——那是对中国守军的恐惧。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北郊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叫蕴藻浜。和平年代水性好的人游过去都不费劲，可就这么一条小河，硬生生挡住了日军近一个月。渡河那天凌晨三点全队起床，荻岛静夫后来在日记里写：机枪声的节奏快得像敲骨头，迫击炮的震感能从胸口往外掏。这位天天跟死人打交道的火葬兵，在日记中罕见地流露出恐惧——他对对岸那群不知名的中国守军怕到了骨子里。

他甚至还记录了一个让日军久久无法释怀的细节：在杨家宅附近，50名中国士兵以近乎全数阵亡的代价，给日军留下了深深的恐惧烙印。这些士兵的名字没有留下，番号也难以考证，但荻岛静夫的日记证明——他们的抵抗，让侵略者怕了。一个火葬兵把这件事记在了日记里，甚至在写遗书时将遗言直接写在母亲照片的背面。

有学者指出，荻岛静夫日记中对“敌人”拼命勇气所显露的恐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对照角度，让读者能从日本军人的感受中，了解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实情。

荻岛静夫

三、“杀人的情景，女人、小孩看到了一定会感到恐惧”——但恐惧的究竟是谁？

有些恐惧，日记的主人不敢明说，却藏在了字里行间。

侵华日军第3师团18联队2中队的班长冈田重吉，在家信中写下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杀人的情景，女人、小孩看到了一定会感到恐惧。刺一两下，手就开始发抖……”这50多封家书全部出自冈田重吉和他的家人之手，现藏于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物证陈列室”。

请注意这句话的隐藏信息——“手就开始发抖”的是谁？是那些女人和小孩吗？不是。手抖的，正是写这封信的冈田重吉自己。 他在用第三人称的句式，掩饰自己第一次杀人时的恐惧和震骇。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以杀人练胆”的行为并非偶然。日本学者田中信幸的父亲武藤秋一，在日记中记录了1937年9月2日第一次杀中国人的经历：“池田少尉执刀刺了人，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刺了一刀。”田中信幸说，这是父亲第一次杀人，之后一周心情难以平复，日记也因此暂停。当时的日本军队已将杀害中国人当作成长为“完美皇军士兵”必经的“胆量训练”。

这才是最深的恐惧：一个普通人被迫对自己执行一场“人性切除手术”。 手抖了，日记停了，但他们最终还是跨过了那道红线。从那以后，刺刀杀人变得“像切青菜豆腐一样”。

日军士兵端着上有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正对着一个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中国人

四、东史郎的自我撕裂：“特别想家的时候，我想一刀挑死中国人”

在所有日军士兵日记中，东史郎的记录是最具自我审视意识、也最令人心碎的。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被征召入伍，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暴行。1987年，沉默半个世纪后的东史郎开始公开日记。日记中的一段自白，堪称日军士兵“恐惧于自己的另一面”的最赤裸记录。

“特别想家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这种冲动：想一刀挑死中国人（日记原文使用了侮辱性蔑称），听他们的惨叫声，或是一枪打进中国人的身体。那样心里或许会舒服些。”

这不是一个疯子的呓语。这是一个清醒的人，在记录自己最阴暗的冲动。 写下这段话的东史郎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多么可怕——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但他控制不了。在战争机器的碾压下，人性中最残忍的那一面被释放了出来。

东史郎在日记中同样记录下了自己的同情与困惑。1937年12月10日，他和几个士兵闯入一间破房子，里面蜷缩着十二三个妇女儿童，“她们缩成一团，脸上充满难以言表的忧虑、怨恨和悲痛”。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竟然同情起她们来，战争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霸占领土而进行侵略吗？”

他在日记中反复反思战争的本质——战争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

一个参与暴行的人，同时又是暴行的记录者和反思者——这种撕裂，才是东史郎日记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

1987年12月13日，东史郎自战后首次来华，并参与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活动。表达了自己对屠杀罪行的忏悔

五、课本没写的真相：尤其让日军恐惧的“自己”，是一面被战争打碎的镜子

我们习惯于将日军士兵简单地定义为“恶魔”或“禽兽”，但日记揭示的真相更为复杂——也更值得我们深思。

这些士兵大多是普通人：农民、店员、工人。荻岛静夫惦记家里的庄稼，斋藤次郎在行军途中会给中国小孩糖果并联想自己的孩子；远藤高明刚到中国没几天，就目睹自己部队的少尉自杀，原因不明；堀越文男杀了人之后“心中没有愤怒与兴奋的感觉”，看到喷涌的鲜血异常“平静”。大寺隆则记录了更让人心情复杂的细节：当地居民曾给日军送来热水和油炸点心，而几天前他刚参与了处决战俘的行动。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入伍前可能连鸡都没杀过。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胆量训练”机制下，杀人被制度化、仪式化、正常化了。 手抖是暂时的，日记停更是暂时的，最终所有人都跨过了那道红线。

日本精神病理学者野田正彰在《虏囚的记忆》和《战争与罪责》中，从个人内在精神的角度探讨了这种转变。他严厉追问：日本社会对战争受害表现出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正是这种集体性心理防御的延续。他在书中写道：“否认过去，拒绝探寻真相，甚至妄然断言‘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答案就是：人性。

东史郎晚年七次到中国谢罪。荻岛静夫的日记被定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小林太郎的女儿在父亲去世近50年后，将日记捐赠给博物馆，希望“如实将战地发生了什么公布于众”。田中信幸整理了父亲的日记与书信，出版了《一道背负：日本父子的侵华战争责任对话》。

1937年8月8日，日本宪兵正在审讯被他们抓捕的中国人

结尾

见过无数血泪文字，但尤其让人心口发紧的，永远是这些日军士兵日记中的自我剖白。

不是因为它们记录了暴行——暴行我们早已从受害者的证言中知晓。而是因为它们在暴行的字缝里，留下了一个个普通人灵魂挣扎的痕迹：东史郎写遗书时的狂热与多年后的忏悔，荻岛静夫拍下尸体照片时说的“作为纪念”，冈田重吉信纸上那句“手就开始发抖”，武藤秋一杀人后停笔的那一周空白。

战争最大的恐怖，不是杀死一个人，而是杀死一个人心中的人性，还让他亲手在日记本上签了字。

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写满的不是恶魔的咆哮，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堕落轨迹。读懂它们，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为了警惕——警惕任何将仇恨制度化的思想，警惕任何将暴行正常化的机制，警惕那个藏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自己的另一面”。

看过很多战史档案。日本人自己的日记，就是刺向“历史虚无主义”最锋利的一把刀。荻岛静夫的日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不是因为它有多罕见——而是因为它用加害者的笔，写下了受害者的控诉。记住这一点：这些日记不是“自虐史观”的产物，它们是和平最昂贵的学费。忘掉这笔学费，就等于替刽子手抹去了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