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全球笑柄？英国政坛上演魔幻闹剧，连美国都开始感到不安

英国正在让自己出丑，场面一片混乱，几乎滑向闹剧。这到底是现实，还是电视剧里的又一集？

几乎每隔30秒，就会有一名级别不高的大臣从那扇人们熟悉的唐宁街大门里眨着眼走出来，随即遭到一群混乱记者的围攻。这些记者听起来不像英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手，倒更像是在小额索赔法庭上追债的债主。英国政府的大多数代表都设法无视那些朝他们吼来的问题，匆匆离开。

但也有少数人停下来“发表高见”。他们使出了英国政客那一套：不管被问什么，都把同一句话反复说上一遍又一遍——“我们的职责就是继续干下去，这是公众所期待的……继续干下去……这是公众所期待的。”有上帝吗？历史主义能自我延续吗？年轻男性该不该去搞“球类极限化”？“我们的职责就是继续干下去，这是公众所期待的。”

伦敦那边，随着工党政府摇摇欲坠，首相又因一组糟糕的地方选举结果而被催促谢罪，英国政治与媒体阶层正在把自己演成一出自我讽刺的戏。英格兰右翼越来越多地通过美国网络右翼那副扭曲的透镜来看待自己的国家。

隔着大西洋看过去，英国这种近乎喜剧化的政治混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自鸣得意的满足感，理由无非是美国总统制更强势，两党格局——民主党与共和党——也更稳定。但说到底，这样的景象更应当让华盛顿感到不安，而且还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安。

英国本该是一个严肃的大国。它的核潜艇游弋在遥远海域，携带着足以造成全球性大规模死亡的威慑力量。按不同衡量标准计算，它是世界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这里拥有一座世界金融中心，也拥有一个自19世纪以来其稳定性一直令全球艳羡的银行体系。这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民族，似乎天生就擅长在等级秩序与自由之间维持平衡。

正因如此，以及出于更多原因，这种特殊关系对美国人始终十分重要。而这一切，又建立在英国19世纪帝国鼎盛时期所体现出的稳定性、国家能力和政治温和之上；即便帝国在战后初期崩塌，这些特质仍延续了下来。

举一个例子。面对工业现代性带来的挑战——工人阶级的肮脏生存环境与贫困、市场生活的混乱——英国既没有滑向法国式激进主义，也没有走向德国或南欧式威权主义。

相反，各种社会妥协是在议会政治的反复博弈中达成的；而那个曾经堪称世界上最僵硬的阶级体系，也接纳了工人运动及其相关政党的充分参与。工会人士不仅可以被封为勋爵，而且确实会被封为勋爵——细想之下，这几乎称得上不可思议。

但到了21世纪最初几十年，稳定性、国家能力和富有创造性的温和立场，在英国已几乎难觅踪影。看起来，没有哪位英国首相还能被允许干满一个完整任期：只要“债券市场”不高兴，或者地方选举结果不佳，就不行。

英国公众和政治阶层似乎把自己排除在门肯那句民主格言之外：人民既然投了票，接下来就该结结实实承受其后果。当然，当然，获得授权的是议会政党；但如果意大利总理平均在任时间都比英国首相更长，那就说明事情已经非常不对劲了。

英国国家能力的崩塌，没有那么卡通化、那么一眼可见，但严重程度并不逊色。结果就是，国家官僚体系一方面臃肿不堪，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无力协调经济活动，也无法履行核心职能。我的同事汤姆·奥夫曾形容，现代英国正陷入一种“行动能动性”匮乏的状态：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体行动者层面，都是如此。

把这和旧日外交部相比，就能看出反差：那时的间谍和外交官白天可以划定新的中东国家，晚上还能写阿拉伯语诗歌。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英国恐怕连派出一艘航母都会很吃力——哪怕它真有意愿参与一场不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战争那样愚蠢的行动。

至于温和传统：受奥威尔影响，美国知识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英国人似乎天生就能免疫各种口沫横飞的政治狂热。正如奥威尔在德军空袭期间所写，英国的自由拒绝一切爱管闲事者的枷锁，而英国式的尖刻幽默也总会嘲弄每一个妄图充当“霍霍勋爵”的人。

这也就引出了当前“斯塔默末日景象”在美国内部激起的焦虑。美英特殊关系并不只是英国军队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共同下战壕——而特朗普政府对这种战友情谊往往表现得过于冷漠，甚至轻蔑。它还关乎那些“记忆的神秘琴弦”；也许在过于认真的美国人心中，这种情感共鸣比在英国人那里跳动得更强。

正如伊诺克·鲍威尔在与威廉·巴克利的一次交谈中所说，英国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一个问题：从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变成一个普通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去殖民化之后，帝国昔日臣民对本土诸岛究竟享有哪些权利？

同样也可以说，美国1965年之后的移民潮——那股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浪潮，也正是它让我以自主选择的方式成为美国人——是一次同样意义重大的转变，并由此带来了与代表性、凝聚力和归属感相关的一系列类似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