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迪拜跑出租娶了2个伊朗姐妹，回国半个月，再回去当场傻眼

我在迪拜跑出租娶了2个伊朗姐妹，回国半个月，再回去当场傻眼

我在迪拜跑出租娶了2个伊朗姐妹，回国半个月，再回去当场傻眼

我叫孙大伟，今年三十四岁，山东人。要说我这辈子干过最离谱的事，不是三十二岁那年揣着两万块钱跑去迪拜开出租车，而是在迪拜，我娶了两个伊朗姐妹。

说来话长。

迪拜的出租车行业跟国内不一样，司机来自全世界各地，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菲律宾人，中国人不多。我是在华人租车公司干，专门跑机场接送和游客包车，赚得比国内强，但累是真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起步，车里空调开到最大，下车的时候眼镜片上一层雾，抹一把全是汗。阿拉伯半岛的热不是热，是闷，是蒸，是从天上往下倒开水。

我就是在机场接活的时候认识了莱拉和她的妹妹法蒂玛。

那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一个订单，从T3航站楼去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到了接机口，看见两个女人站在角落里，裹着深色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大的那个拉着一个银色行李箱，小的那个抱着一个深蓝色双肩包，两个人身边没有任何人接，看起来有点紧张。

我帮她们装了行李，确认了目的地，发动车。后视镜里，大的那个把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半张脸。说实话，那一瞬间我脑子空白了零点几秒。不是没见过美女，在迪拜跑车，什么国家的人没见过？但那双眼睛是真的好看，深棕色，眼窝很深，睫毛又翘又密，像两把小扇子。她看了我一眼，发现我在看她，迅速把头巾又拉了上去。

“中国人？”她忽然用英语问。她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

“中国人。”我说。

她回头跟她妹妹说了一句波斯语，两个人都松了口气，肩膀明显放松了。

到了酒店，她付了车费，给了我不少小费。我帮她把行李拿下来的时候，她站在酒店门口，忽然回头问了一句：“明天你能来接我们去阿布扎比吗？”

我说可以。

第二天我提早到了，她们居然也提早下来了。头巾换成了浅灰色，衣服也更讲究了一些。那天从迪拜到阿布扎比一百多公里，路上开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她们坐在后座，偶尔用波斯语交流几句，大多数时候安静地看着窗外。车载音响放着阿拉伯电台的音乐，中途切到一首英文老歌，莱拉忽然跟着哼了两句，声音很小，但很好听，像冬天暖气片上面放着的橘子皮，干燥又暖。

我主动找话聊。才知道她们是从伊朗设拉子来的，姐妹俩，姐姐莱拉三十一岁，妹妹法蒂玛二十七岁。来迪拜是为了找工作。设拉子经济不好，年轻人都往外跑。

“你们没有跟团，没有签证？”我好奇。

莱拉说她们有三个月旅游签，打算在这段时间找到工作。

我心想，这胆子够大的。

后来的事情，就像沙漠里的一场海市蜃楼，明知道不真实，但你不由自主地往里走。

她们找工作不顺。一个月的酒店管理培训班在迪拜这种地方根本不值钱，加上语言和签证问题，正规公司不会要两个持旅游签的伊朗女人。莱拉渐渐不太提找工作的事了，倒是经常叫我的车去逛商场。她不怎么买东西，就是逛，看看，试两件衣服然后放回去。法蒂玛比她安静，大多数时候跟在姐姐后面，偶尔拉住我的袖子说“饿”，我就带她们去吃印度餐厅的咖喱角，三迪拉姆一个，便宜，她们爱吃。

有一天送她们回住处，法蒂玛先上楼了，莱拉站在车旁边，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翻译过来大概是：“你愿不愿意娶我们两个？”

我当时以为自己的英语听力出了问题。

“什么？”

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她说得更慢，但我确定我没听错。

她说她查过，伊斯兰教法允许一个男人娶四个妻子，只要对所有妻子公平对待。她和法蒂玛如果嫁给同一个男人，就能留在迪拜，不需要找工作了，可以做全职妻子。而我是单身，看起来是好人，不抽烟不喝酒——她在车上没见我抽过烟。

“你为什么选我？”我问。

“因为你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还愿意绕路给我们买馕，”她说，“因为你在车上放着的那本波斯语语法书，书页都翻卷了。”

我被她后面那句话击中了。我确实在学波斯语，不是为了谁，就是拉伊朗客人多了想学几句。但她注意到了。

我愣在原地，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车里还放着没关的电台，一个男声在唱阿拉伯语的情歌，我听不懂，但那个旋律像一根绳子，一圈一圈地缠上来。

我没有当场答应。我回到住处，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三天。

我不是穆斯林。我没有正式娶过老婆，但我在老家有个谈了六年的前女友，就是因为没钱买房才分的手。我一个开出租车的，在国内找对象都费劲，在迪拜居然有人愿意嫁给我，而且还是两个，而且还是这么好看的。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琢磨三天。

第三天，我去了她们住的公寓。我坐在简易沙发上，第一次认真地问了她们家里的情况。莱拉说父亲三年前去世了，母亲在设拉子，她们是家里的老大和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母亲同意她们出来找工作，也同意她们找合适的男人嫁了。

“所以你们不是在骗我？”我说。

莱拉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伊朗人，不拿婚姻开玩笑。”

我们找了一个阿訇，在一个很小的清真寺里，按照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了婚礼。没有鲜花，没有酒席，没有婚纱照。法蒂玛那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袍，头发上别了一朵假的白玫瑰，是她在Dragon Mart买的，三迪拉姆。她把玫瑰别好以后转过身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不像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像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怯生生的，又带着一种笃定，好像她早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

仪式结束以后，我带她们去了一家黎巴嫩餐厅，点了烤肉拼盘和一大盘藏红花米饭。法蒂玛吃了很多，莱拉一直在笑。她笑起来的时候额头上会有浅浅的抬头纹，不是皱纹，是一种弧度，像沙漠日落时分天边那种温柔的褶皱。

回到出租屋，我犯了难。房子是一室一厅，租的，月租四千五迪拉姆，合人民币九千多。我一个人住勉强够，三个人就挤了。我让她们睡卧室，我睡沙发。莱拉不同意，说按照伊斯兰教法，丈夫必须给妻子提供独立的住房，现在条件达不到可以以后补，但在同一个屋檐下，不能让我睡沙发。

最后睡沙发的还是我。但法蒂玛每天晚上睡前会端一杯热牛奶给我，端到沙发边，蹲下来放在茶几上，轻声说一句“晚安”。她的“晚安”是波斯语，shab bekheir，发音的时候嘴唇先闭拢再张开，像一个无声的亲吻。

婚后一个月，我们慢慢摸索出了相处模式。莱拉性格外向，负责跟外界打交道，采购、交房租、跟房东沟通全是她。法蒂玛内向，不爱出门，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学会了做几道中国菜，西红柿炒鸡蛋做得比我还地道。两个人分工明确，不争不抢。

公平对待这个问题，我一开始很紧张。买东西要买两份，吃饭时给每个人夹菜的次数要差不多，睡前跟每个人聊天的时间要大致相等。后来我发现我多虑了，她们姐妹之间有一种我理解不了的东西，那东西超越了吃醋和嫉妒。有一次我给法蒂玛买了一对耳环，没给莱拉买，我以为莱拉会不高兴，但她看了一眼耳环，笑着说：“法蒂玛小时候就说想要这种，她终于有了。”

她用的是“终于”。

日子如果一直这么过下去，倒也没什么好写的。

转折发生在我回国。

今年四月份，我妈打电话来说我爸摔了一跤，胯骨骨折，住院了。我是独生子，必须回去。我跟莱拉和法蒂玛说，她们让我放心回去，她们在迪拜等着。

我买了机票，只随身带了一个背包，心想半个月就回来。临走那天早上，法蒂玛给我装了一袋东西——馕、奶酪、黄瓜、几颗椰枣，够我在飞机上吃两顿。莱拉站在门口，忽然伸手整了整我T恤的衣领，动作很轻，像一个妻子，也像一个姐姐。

“早点回来。”她说。

一个男人这辈子能听到两句话就够了，一句是“我等你”，一句是“早点回来”。我的那两个伊朗妻子，一人给了一句。

回国半个月，我爸的手术顺利，恢复得也不错。我给莱拉发微信说订好了返程机票，她说家里什么都好，让我放心。

五月三号，我重新踏上迪拜的土地。机场还是那个机场，热风还是那股热风，一切都没变。我打了一辆车回出租屋，一路上甚至有点迫不及待——想喝法蒂玛煮的红茶，想闻莱拉身上那股淡淡的藏红花香水味，想吃她们一起做的那个加了葡萄干的伊朗米饭。

车停楼下，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三楼，掏出钥匙开门。

门开了。

我站在门口，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冰水。

屋里空了。

不是那种搬走时随便收拾的空，是彻彻底底的、干干净净的、像从来没有住过人的空。沙发没了，茶几没了，冰箱没了，洗衣机没了，卧室里的床、衣柜、梳妆台全没了。厨房台面上什么都没有，连之前那个磕了一个角的马克杯都不见了。卫生间里连我那只蓝色的牙刷都不剩，只有淋浴头还在，水管拧开还有水，水声哗哗的，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来回撞，像在嘲笑我。

我第一个反应是出事了。盗窃？绑架？更可怕的事情？

我疯了似的掏出手机打莱拉的号码。关机。打法蒂玛的。关机。

打房东的电话。房东是个巴基斯坦老头，接通以后我说房子怎么空了？我的妻子们呢？他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荒唐的话。

他说，她们搬走了，搬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我问什么地方。

他说他也不知道，但她们走的时候留了一个信封，压在厨房水槽下面那个管道的检修口盖板下面。他说她们那天叫了一辆很大的货车，两个女人自己搬的家，没找人帮忙，一箱一箱的东西搬了整整一个下午。房东说他在楼下抽烟，看到莱拉搬着一个很重的纸箱，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滚，他想帮忙，莱拉说不用。

我放下电话，蹲在厨房水槽下面，拧开那个检修口的盖板。里面确实有一个信封，牛皮纸的，被水管的冷凝水洇湿了一个角，但还能打开。

信封里有一张纸，还有一把钥匙。

纸上的字迹是莱拉的，她的英文写得不好，像小孩子学写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母都写得很用力，纸背都能摸到凸起的笔痕。

信不长，我看了三遍。

大伟：

对不起。

我们回了伊朗。

不是不想跟你过了，是必须回去。

你回中国那天晚上，我接到设拉子的电话。我妈出事了，脑溢血，在医院ICU。

法蒂玛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眼睛肿得睁不开。

你必须回去照顾你爸，我不能让你为难。所以我和法蒂玛决定自己回去。

我们不让你知道，是因为你一定会放下你爸跟我们回伊朗。你不能那样做。

那个出租屋我们退了。家具能卖的都卖了，冰箱卖了三百迪拉姆，沙发卖了两百，洗衣机四百。

一共九百迪拉姆，加上你这几个月放在茶几抽屉里的现金——你从来不看那个抽屉，我数过，一共两千三百迪拉姆，加上我们之前攒的一点，全部汇给了弟弟，让他交医院的押金。

法蒂玛让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

她不是不爱吃中餐。她特别爱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但她每次只吃几口，是因为想留给你吃。她说你每天开车太累，应该多吃点。这件事她一直不让我说，但现在不说，怕以后没机会了。

那把钥匙是我们在沙迦租的新房子的钥匙。房子很小，没有你现在那个大，但租金便宜很多，一个月一千八迪拉姆。我不确定你什么时候回来，可能这个房子已经到期了，但如果你回来了，可以去看看。

我和法蒂玛的手机在回伊朗的路上丢了，在阿巴斯港转车的时候被偷了。你联系不上我们，但我们到了设拉子之后会想办法联系你。

如果联系不上，你也不要等我们。

你可以再找一个。

大伟，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们的丈夫，永远都是。

莱拉

ps：法蒂玛让我写：冰箱里第三层有一盒她做的藏红花冰淇淋，藏在冷冻室最里面。房东说新租客两天后才搬进来，冰淇淋应该还没化。

我读完信，蹲在那个空荡荡的厨房里，手扶着冰冷的地砖，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上。

我站起来。我拉开冰箱门。冷冻室三层，什么都没了。房东说他们清空的时候，新租客还没搬进来，但保洁已经做过了。

那盒藏在最里面的藏红花冰淇淋，大概被保洁当成忘了的东西扔了。

我关上冰箱门，手扶着那台不属于我的冰箱，脚踩着一块不属于我的地砖，站在一个不属于我的空房子里。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一个钩子，那是法蒂玛挂围裙的地方。卧室地上还有一道浅浅的压痕，那是一米八双人床床脚压出来的。卫生间的镜子上方还有一小块胶带的残胶，那是莱拉贴便签条的地方，她总在上面写“水龙头关紧了”“记得吃饭”“我爱你”。

我蹲下去，把脸埋进膝盖里。

迪拜的空调开得很冷，冷得我发抖。空调外机嗡嗡地响，和窗外的车流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调子的安魂曲。

我攥着那把沙迦的钥匙，心想，我连那栋楼在哪条街都不知道。

莱拉说“你不要等我们”。法蒂玛说“冰淇淋应该还没化”。

一个让我别等了。一个给我留了冰淇淋。

姐妹俩就是这样。一个总是比你早一步想好退路，一个总是比你晚一步放下碗筷。

我站起来，擦了把脸，把信叠好，放进胸口的暗袋里。然后我拿起手机，开始查去沙迦的公交车。

冰箱里的冰淇淋化了就化了吧。

人还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