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离当汉奸只差一步，老蒋闻讯大怒：不行我就带八路军去打他

1941年盛夏，山西吉县克难坡这座黄土高坡上的小山村，此刻正暗流涌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司令部里，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整个晋绥军高层都绷紧了神经。

这位叫徐永昌的来者身份很特殊。他曾是阎锡山的旧部，在山西省主席任上干了多年，是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但如今，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

老蒋名义上派他来“视察”，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是来探底的。毕竟，重庆方面收到太多的情报显示：阎锡山恐怕真要投敌了。

要理解阎锡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得先回到两年以前。

1939年12月，阎锡山做了一个让他追悔莫及的决定。

当时在山西，八路军与阎锡山的新军走得越来越近。新军名义上属于晋绥军序列，但内部早已被共产党人渗透得很深。阎锡山害怕这股力量早晚不受控制，干脆先下手为强，悍然发动“晋西事变”，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人在新军中的力量。

结果，阎锡山派出去的一个多集团军被八路军一个旅打得满地找牙。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次事变反而刺激了新军部队公开倒向我党一边。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句话，形容阎锡山当时的处境再贴切不过了。事变之后，晋绥军元气大伤。虽然名义上还挂着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实际上全部人马加起来只剩四万多人，蜷缩在晋西南十几个县的狭小地盘上。

粮饷不足，弹药短缺，士气低落——曾经不可一世的“山西王”，此刻狼狈不堪。情急之下，阎锡山赶紧向老蒋求援。

他派民政厅长邱仰濬赶赴重庆，开口就列出了一大堆清单：一亿元军费、六千二百万晋钞准备金、每月一百万元的补贴，还有大批武器弹药。

老蒋倒是答应帮忙，中央军也很快开过了黄河。但阎锡山万万没想到，他请来的不是援军，而是一群“催命鬼”。

这些所谓的援军一过河，就开始大肆抢地盘。中央军不仅不打日本人，反而把阎锡山任命的县长一个个赶跑，换上了自己人。

更让阎锡山感到危机的是经济上的夺权。阎锡山手里只剩下晋钞可以用，中央军一来就宣布晋钞是废纸，只花法币。晋绥军的官兵手里攥着晋钞，连饭都买不到。孔祥熙那边倒是愿意给钱，但条件极其苛刻——要么交出山西的金融大权，要么继续喝西北风。

对于阎锡山这种把地盘看得比命还重的人，这不是帮忙，是往死里逼。

就在阎锡山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日本人递来了一根橄榄枝——准确地说，是带着毒药的“糖衣炮弹”。

1940年2月，在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田中隆吉的策划下，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派遣特使前往晋西面见阎锡山。

信使名叫阎宜亭，论辈分是阎锡山的族侄，该喊他一声“伯父”。自家人出面，话就好说多了。阎锡山非但没有拒绝，反而表现出极大热情。一场长达近两年的秘密谈判就此拉开帷幕。日本人甚至给这次行动起了一个专门的代号：“对伯工作”。

所谓“伯”，一是指阎锡山的字“伯川”，二是指阎宜亭对他的称呼。

谈判桌上，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不可谓不诱人：帮阎锡山重建30万铁军，晋绥冀察四省都归他管。这对于一个仅剩四万人马的落魄军阀来说，诱惑多大可想而知。

阎锡山果然动心了。在秘密接触中，他多次向日本人表白心迹，称在山西“没有一个不是极端反共的人”，暗示他与日本人在“反共”问题上完全站在同一战线。双方你来我往，紧锣密鼓地讨价还价。

很快，阎锡山通敌的消息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重庆。老蒋虽然在大后方忙着指挥全国战局，但对山西的动向一直高度警觉。毕竟，山西若倒向日本，整个华北将一溃千里。问题的关键是：派谁去山西探底？

思来想去，老蒋选中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徐永昌。这个人选很讲究。徐永昌在抗战爆发前曾担任山西省主席多年，是山西的二号人物，与阎锡山有过长期共事。

抗战爆发后他转任军令部长，参与了全国抗日作战的指挥。他对阎锡山知根知底，在山西与中央之间都说得上话，由他出面，阎锡山不至于完全不给面子。

1941年7月，徐永昌带着老蒋的密令，启程前往晋西克难坡。

徐永昌在克难坡待了多久，具体每天都谈了些什么至今没有完整公开。但我们可以从蛛丝马迹中还原大致场景。

阎锡山对徐永昌的到来心知肚明——这不是什么“视察”，这是试探。但两人毕竟是老相识，该喝喝该聊聊，表面上一切如常。狡猾的阎锡山知道徐永昌此行必向重庆汇报，所以必须摸清两边的底牌，给自己留足主动权。

在徐永昌面前，他嘴上说着忠党爱国的话，但背地里却一直在向老蒋要价。他希望通过徐永昌带话给对方：若中央不帮他“剿共”，他就等于被逼上绝路。

阎锡山一面维持着“抗战将领”的体面，一面密谋着投敌的勾当，两面手法可谓是炉火纯青。

徐永昌到底是晋军出身，对阎锡山的路数太熟了。尽管对方在自己面前一再强调自己如何“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但徐永昌心里是清楚的：这种话就是在打“擦边球”。他需要如实汇报，却又不能激化矛盾，让事情彻底失控。

这趟“探底”任务，走得堪称是步步惊心。

徐永昌回到重庆后，立即向老蒋作了汇报。他的判断很清醒：阎锡山“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倒向日本人确有可能。即当且仅当中国的抗战眼看要失败时，这个可能性才是真实的；而目前阎锡山的根本诉求还是让中央帮他对付八路军。

但阎锡山接下来的一个举动，却让老蒋再也坐不住了。

1941年9月11日，阎锡山的代表与日本华北方面军正式签订了《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这份密约墨迹未干，阎锡山还连发三封电报给老蒋为自己辩白，声称之所以与日军周旋，是为了“为国家有益”，甚至暗示这样说可以减轻重庆的压力。

殊不知，这彻底惹恼了老蒋。他在日记中怒不可遏的写道：

最终，老蒋下决心让人带话给阎锡山：

这句话的震撼力在于，如果阎锡山胆敢借日本的兵力去打共产党军队，老蒋宁可拉着八路军一起组成联军来打他。言外之意就是提醒阎锡山别耍花招，若是敢公开投敌，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灭他。

不仅如此，老蒋还命令驻陕西的胡宗南向晋绥军施加军事压力，做出随时可以西进清剿的姿态。一面亲笔安抚，一面武力威慑，这是老蒋最擅长的“恩威并施”。

就在阎锡山即将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太平洋上发生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的大事。消息传到克难坡，阎锡山愣住了。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美日之间必将和谈成功，日本将最终战胜英美，中国的抗战没有前途可言。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他才觉得投靠日本是一条生路。但珍珠港一声炮响，中美英苏正式结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幡然改观。阎锡山不得不重新考量：美国一旦卷入，日本还能支撑多久？如果日本最终败亡，自己投靠过去岂不是自取灭亡？

太平洋战场的开辟，像一道光照进阎锡山原本以为已无希望的前路，继续抗战忽然又有了盼头。日本人自己也在打退堂鼓。珍珠港事变后，日本的战争资源全面吃紧，当初承诺给阎锡山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根本无法兑现。日方最终决定改换策略，改诱降为武力逼降。

1942年5月18日，日本内阁正式命令中国派遣军终止“对伯工作”，废除一切协定等，不再主动实施招抚工作。这场历时近两年的秘密谈判，最终以失败收场。

事情过去以后，阎锡山到处宣扬说他对日本人不过是“糖衣吃掉、炮弹打回”，利用日本人的援助壮大自己，但从来没有真正打算投降。很显然，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切为了存在”这句话始终是阎锡山的信条。在坚持抗战和保全自己之间，他选择了一条极其危险的路，以至于差点就成了汪精卫第二，而阻止他滑向深渊的，既有老蒋的严厉警告、胡宗南的军事威慑，又有徐永昌的游说探底，加上太平洋上突然变化的战局，共同构成了拦阻他最后一步的“护栏”。

阎锡山虽然守住了最后的底线，但他的底线离深渊也仅有一步之遥。历史的复杂和微妙全在这里，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局势可以逆转，人心可以变化，而那道底线一旦被跨越，就永远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