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无罪判决54｜李某某过失致人重伤再审改判无罪案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聚焦一起特殊的过失致人重伤案。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乘客拒付车资后从车窗跳车致重伤，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刑事责任。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抗诉，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无罪判决。这场历时七年的司法拉锯，以“被害人在人身安全未受威胁的情况下跳车致重伤，驾驶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裁判要旨落下帷幕，为交通运输领域类似案件中如何界定驾驶人的注意义务、如何判断因果关系和预见可能性，提供了清晰的裁判规则。本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维持无罪，入选人民法院入库案例（2023-16-1-181-001）。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李某某是一名出租车司机。2016年7月20日凌晨，乘客邓某某、陈某某搭乘其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因质疑车资51元过高，拒绝支付并下车。李某某下车阻拦并报警。后二人再次上车，李某某驾车行驶过程中，邓某某多次要求停车，李某某未予理睬。当车辆行驶至距江夏牌坊约160米处时，邓某某从右后方车窗跳车，致重伤二级。经查，当时车速约60km/h，跳车地点位于交通信号灯前约5米处的中间车道，属于不能随意停车的实线路段。一审法院判决李某某无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作出再审裁定，维持原无罪判决。

那么，判决无罪的理由是什么？其中蕴含着哪些值得深入体察的司法逻辑？

一、因果关系中断：被害人异常介入行为切断归责链条

再审法院明确指出：李某某未及时停车的行为，与邓某某跳车致重伤的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关键在于，被害人的跳车行为属于异常介入因素，足以中断原有的因果链条。

从通常经验看，司机因车资纠纷未及时停车，只会导致乘客继续争吵、投诉、拒付车资甚至事后报警，而不会当然引发乘客从高速行驶车辆中跳车的极端行为。正常理性人在没有面临紧迫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不会选择从60km/h时速的车辆上跳下——因为这极大概率会导致死亡或重伤。而本案中，邓某某系成年男性，与同伴二人同行，人身安全并未受到任何现实威胁。他的跳车决定，是在意志自由未受压制的情况下自主作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邓某某第一次试图跳车时已被同伴陈某某制止拉回，李某某有理由相信危险已经消除。其后邓某某在未再次开门的情况下直接从车窗跳出，这一行为无论从方式、时机还是动机上，都超出了正常社会经验所能预见的范围。法院据此认定：被害人的异常自陷风险行为，中断了李某某未停车行为与重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预见可能性阙如：不能要求司机预见乘客违反生活常理的极端行为

过失犯的成立，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为前提。再审法院认为，要求李某某预见邓某某会从车窗跳车，是不合理的。

判断预见可能性，应当以行为时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能力为标准。一名出租车司机，其日常经验所构建的认知框架中，乘客可能因不满而投诉、拒付、争吵甚至动手，但“跳车”绝非合理预期范围内的反应方式。尤其是在第一次跳车被同伴制止之后，李某某有充分理由相信危险已经消除。从动态过程看，根据车速60km/h、跳车地点距江夏牌坊160米等客观数据推算，从邓某某要求停车到最终跳车，整个过程仅约十秒左右。要求驾驶人员在如此短暂的反应时间内，对已经中止的危险突然以更隐蔽、更极端的方式再现保持预见，显然超出了合理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明确指出：不能片面强调司机对乘客的义务，而忽视了乘客亦负有支付车资的义务。李某某未及时停车的行为固然不当，但其规范违反的程度尚未达到刑法需干预的门槛。

三、被害人自陷风险：谁制造危险，谁承担后果

本案还体现了被害人自陷风险的法理。刑法理论区分“自己负责的自陷风险”与“他人支配的自陷风险”。前者中，被害人对危险的发生具有自主决定权，损害结果应主要由被害人自行承担；后者中，被害人的危险行为受到他人支配或强制，责任归属于支配者。本案显然属于前者：邓某某跳车时，并未面临任何来自李某某的人身威胁或胁迫，其决定是自己作出的。李某某没有实施任何威胁、胁迫或暗示跳车的言行。被害人因车资纠纷产生不满情绪，继而自行选择极端方式表达抗议或逃离现场，这一风险决定应由其自身负责。

从司法政策的视角审视，如果将跳车致伤的结果归责于司机，将产生不良的制度激励：驾驶员为避免承担刑事责任，可能在任何乘客发出停车要求时立即停车，即便处于高速公路、隧道等更危险的地段，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公共安全风险。本案裁判明确传递出：刑法不能要求驾驶人为被害人非理性的自损行为承担责任。

四、刑法谦抑与责任边界：不为“结果严重”牺牲归责原则

本案中，被害人重伤二级的后果不可谓不严重。但再审法院顶住了“结果责任”的压力，坚守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归责原则。判决传递出的态度十分清晰：刑法责任的认定，必须严格遵循构成要件的逻辑，不能因为损害后果严重就反向推定因果关系和过失的存在。民事上的违约或行政上的违规，不等于刑事上的过失犯罪。对运输合同纠纷中发生的意外损害，刑法应当保持谦抑，只有在行为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且对该风险的实现具有主观可归责性时，才能动用刑罚。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乘客重伤的惨痛后果和检察机关的两次抗诉（区检察院抗诉、省检察院抗诉），三级法院始终没有被“同情被害人”的情绪所裹挟，而是穿透形式看因果关系，穿透结果看预见可能性，穿透损害看责任边界。让公众看到：司法不是简单的“有损害就有赔偿、有重伤就有刑罚”，而是对刑法基本原理的审慎恪守。

我们应该为广东高院坚守法律底线、捍卫司法理性的勇气喝彩！向作出再审无罪裁定的合议庭致敬！为那些在刑事辩护中坚持切割因果关系、否定预见可能性的律师们点赞！

无罪判决，既是法治进步的生动注脚，也是对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坚守初心、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好致敬！

谢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者简介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本科、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曾任某网络科技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北大、清华等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法律适用》《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