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大陆联盟体系的兴衰：梅特涅与俾斯麦的结构性比较

通过对《争夺欧洲霸权都斗争》第12-16章第阅读，我希望探讨的一系列问题是：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与梅特涅体系存在哪些异同？前者为何未能形成另一个对欧洲国际体系产生结构性影响的存在？

一

两个体系的核心内容回顾

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梅特涅体系和俾斯麦联盟体系分别做了什么。

梅特涅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外交”，其根本目的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稳定欧洲大陆秩序，同时在不具备绝对实力的情况下有效维护奥地利自身的安全。该体系设有三个战略锚点：波兰-巴尔干地区、意大利、以及德意志邦联诸小国。这是一种典型的“设置缓冲区”思路，旨在避免奥地利与普鲁士、法国、俄国等欧陆列强发生直接冲突。

相比之下，俾斯麦体系则极为复杂，充满现实主义与“不诚实外交”的色彩。我们需要逐一剖析其构成与实质。

俾斯麦本人实际上非常老派（old school）。普法战争之前，欧洲六大国之间的亲疏关系大致如下：

俄、普、奥：存在“神圣同盟”，但奥俄关系因克里米亚战争和东方问题等因素已经疏远；

英、法、意、奥：可称为“克里米亚联合”；

英、俄：因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普法战争后在中亚和远东的竞争）长期交恶；

法、俄：关系复杂，既有矛盾也有和好的因素（19世纪50年代曾有过法国主导下的“法俄和好”）。

我们再来分析俾斯麦构建的具体联盟工具。

第一，三皇同盟。它本质上是一种“神圣同盟”的翻版，但带有强行拉拢奥地利的意味。俾斯麦重视与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他更重视奥地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不希望因为奥俄的龃龉而让德国丧失一个强大的侧翼辅助力量。

第二，一系列限制俄国的安排和协约，包括奥塞同盟、德奥罗同盟，以及他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各种纵横捭阖等。如果说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问题尚未触及俄国的核心利益——好比我对好朋友说“你某个小地方有些缺点”，对方不仅不会否认，甚至很可能自嘲说“你说的还是过于保守了”——那么保加利亚问题则完全不同。德国在此问题上长期不愿明确表态，就是因为这实质上是在俄国的“雷点”上行动。还是用朋友关系来比喻。有些话别人可以说，外人可以说，唯独好朋友不可以说。一旦好朋友说出口，对方会觉得“你把我当什么了”。

第三，两次地中海协定：这实际上是法国主导的“克里米亚联合”的德国化翻版——用德国替代了法国。只不过第一次是反法，第二次是反俄。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德国对于昔日在“克里米亚联合”体系中无所作为、被边缘化的某种恐慌。

最后，是再保险条约。在俄奥关系恶化、三皇同盟解体后，俾斯麦用一个双边条约（德俄）取代了三边条约，试图最后拉住俄国。但正如泰勒所说，再保险条约实际上“正是俾斯麦的体系失败的标志”，只是延缓而不是阻止了法俄的和好与联盟。

我认为，俾斯麦体系实际上设置了两个锚点。在东线是奥地利，无论他构建什么联盟，德奥关系始终是其核心；在西线则是意大利。他在东线采取“积极中立”的联盟方式，在西线则采取“牵头但不直接介入”的“消极中立”方式。相比梅特涅的体系，俾斯麦的体系少了一个锚点，也就是波兰-巴尔干地区。虽然俾斯麦时期波兰问题依然得以维持现状，也没有影响德俄的友好（实际上在德俄双边关系中依然是存在这么一个锚点的），但巴尔干问题已经因为奥俄关系的恶化而捂不住盖子了，也不是德国作为域外大国能轻易染指的。

总体而言，俾斯麦的体系既防法也防俄，但他（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德国）都不愿意直接与这两个国家对抗。他的策略是：政策上实质防范，操作上让其他国家去防范，例如，让英法在埃及问题上敌对、让英俄在中亚等问题上敌对等。

二

两种体系的相似性与败亡逻辑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梅特涅体系与俾斯麦体系，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制定出的具有相似“色彩”的政策，而且两种体系的败亡轨迹也是类似的。

当然，两者的战略优先级不同。梅特涅体系是“朝西看”，而俾斯麦体系是“朝东看”。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在西部的缓冲空间基本丧失——德法之间的恶劣关系几乎成为定局，即使后来拉入意大利，也无法改变反法的基本态势。这迫使他不得不更加重视东欧。这种处境，恰恰与19世纪30年代“亲自介入意大利事务”之后的奥地利相似。也就是说，俾斯麦所面临的欧洲环境，从一开始就是先天不足的。再加上德国地处中欧，天然需要提防侧翼大国——法国与俄国。当然，他对西侧侧翼大国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应该是英国，而非法国。这导致他在处理西方国家关系时表现得相当糟糕，最终英、法、意没有一个成为德国阵营的真正盟友。

颇为讽刺且巧合的是，两种体系败亡的标志都指向两个因素—第一，未能处理好与俄国的关系；第二，侧翼大国对德国那种“高高在上”的中立姿态感到不满，因为它们在现实利益中并未得到满足（尤其是英国，之前怎么反感的奥地利，现在就怎么反感德国）。

在现实中，奥地利和德国都是先丢了俄国，后丢了意大利。无论“积极中立”还是“消极中立”，俾斯麦这种战略欺骗的做法，会迫使英、法、俄等大国在理解德国政策时，倾向于放大俾斯麦曾说过的一些提防或反对它们的话。最终，德国只能找到奥匈甚至奥斯曼这样的“次级盟友”，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扎根在地里”的国家必然面临的战略困境。德国只重视欧洲大陆，在非洲、中亚、远东等地区与其他列强的叫板，本质上都是为欧陆战略地位服务，相比放眼世界的英国来说已然落了下乘。这难道不也是今天的“海陆复合型”国家（例如中国）需要警惕的吗？

三

拿破仑三世的悲剧：普法战争民族主义“东扩”还是权力中心“西移”？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的“东扩”。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民族主义与“人民的”民族主义已经明显分离。如果从“人民的”民族主义角度来看，这种东扩趋势是毋庸置疑的，或者说更确切的趋势是从欧洲中心向其他地区的辐散——后来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列强对外围地区的殖民与瓜分狂潮，客观上促进了受殖民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国际体系的扩散趋势。但从“政府的民族主义”来看，当时这种民粹主义对局势的实际影响尚不明显，因为无论是民众挑战政府、还是小国挑战大国，都极具难度。俾斯麦则希望将民族主义的影响局限在传统的秘密外交与价值观联盟之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主义对欧洲政治的实际冲击。谈到这里，可以追问一句：为什么一个欧陆国家在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总要标榜自己固守“传统价值观”，以守住既得利益？我认为俾斯麦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然而，我想提出另一种视角：与其说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在“东扩”，为什么不能说欧洲权力——或者说近代国际体系的中心——在一步步“西移”呢？ 这里仍然可以用我之前提出的“侧翼-中心”分析范式。

在上次读书会中我提到过一个“英国均势范式”：要么联合一个侧翼反对另一个侧翼，要么联合侧翼反对中心。普法战争之后，又形成了“联合中心反对侧翼”的新范式——这本书中频繁提到“英国想要在中欧找到一个强国”。英国人始终着眼全球，而俾斯麦或德国人只关心欧洲大陆事务。

俾斯麦体系，乃至德国统一本身，实际上都是英国范式的延续。作为中心国家，德国要么联合中心的其他国家反对侧翼，要么联合一个侧翼反对另一个侧翼。这意味着，德国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比英国少得多。更严重的是，德国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西侧翼究竟是谁”产生了误判。俾斯麦体系的破产，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德国人终于后知后觉——真正的西侧翼应该是英国——但为时已晚。实际上，这正是中欧国家的天然悲剧，不论是奥地利还是德国：两面强邻环伺，国家的发展上限依然离不开英国最初设计的“均势逻辑”，只能按照英国设计的规则来运转，同时国家抱负和国家实力呈现越来越不匹配的趋势，因此焉有不败之理？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林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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