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小国梵蒂冈，竟藏有7000余册中国绝世孤本，看完令人深思

这事说出来很多人不信。

梵蒂冈，一个小到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城邦，却是全世界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欧洲图书馆之一。约7000种中文文献，就躺在那里。

更离谱的是，其中好些书，在中国境内已经找不到了——梵蒂冈的版本，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那一本。

这些书，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

一本书，两个世界

先说说这批藏书的"规模感"。

7000种，这个数字单说没感觉。换个方式理解：欧洲其他知名图书馆，比如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在柏应理带书去之前，全部中文藏书加起来也就一百来册。梵蒂冈一家，抵得上当时欧洲十几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加在一起。

当然，这7000种并非全是我们概念里的"古籍经典"。有传教士用中文写的科学书、宗教书，有汉外双语词典，有地图，也有正儿八经的经史子集。1911年以前印刷或抄写的古籍，大约有2000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献"。

就在这2000种里，藏着好几个让人叫绝的东西。

比如有一部明代的通俗历史小说，叫《汉书故事大全》。这书在国内，早就绝版到连书名都快被遗忘了。全世界范围内，现在能找到的，就梵蒂冈那一部残本。 它是1623年随着一批战争缴获的书籍辗转进入梵蒂冈的，一躺就是四百年。

再比如明代名臣许彬的文集。《明史》里提到过这个人，说他出过一本文集，但后来翻遍国内各大图书馆，找不着了。梵蒂冈有，而且是唯一一本。

还有《水浒传》的一个万历年间刻本，国内早已无传，德国某图书馆有一部残本，梵蒂冈也有一部——两部残本，学者们怀疑原来是同一套书，后来不知道经过什么曲折，一半漂到了德国，一半落在了梵蒂冈。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部叫《万物真原》的天主教护教著作。这本书在国内，七家图书馆加起来也就七个版本。梵蒂冈一家，就有七本。 数量上，他们赢了我们全国。

法国作家蒙田，在1581年访问梵蒂冈图书馆时，就在那里亲眼见到了中文书。那时候，大航海刚开始没多久，中文书出现在罗马城，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脑洞大开的事。

这批书，不是"送"来的

读到这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古人赠书、互相学习，挺好的故事。

但如果你真去扒一扒这些书怎么到梵蒂冈的，会发现事情远没这么温情。

先说一个关键人物：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1682年，他从中国回欧洲，带走了四百多册中文书。这批书的钱，不是梵蒂冈出的，也不是柏应理自己买的——是徐光启的孙女许甘第大出资购置的，委托柏应理献给教宗。

许甘第大是晚明最虔诚的天主教女信徒之一，一生资助建教堂、供养传教士。临终前还出了这笔钱，买了四百来册中文书，托人带去罗马。

但柏应理带这批书去的目的，绝不只是表达虔诚。彼时天主教内部正打得不可开交——耶稣会和道明会在争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算不算违背教义？耶稣会觉得没问题，道明会觉得这是异端。

柏应理带这批书去，就是要向教廷证明：你看，耶稣会在中国已经出版了这么多用中文写的教义著作，"融入儒家"这条路是走得通的。献书，是一场政治辩护。

再说另一个人：法国传教士傅圣泽。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收了三百来部、约四千册的书，带回欧洲。这批书怎么出来的？是因为他被赶走了。

傅圣泽是"索隐派"——一个在耶稣会内部很小众的派别，他们认为中国古书里藏着基督教的隐秘预言。这个观点太离经叛道，遭到同僚反对，最后他被耶稣会上司勒令回国。他一走，中国几十年搜罗的书，当然也跟着走了。

所以，这批书的出走，很多时候不是"送"，而是政治失意者的随身行李。

然后是第三个关键：禁教。从康熙晚年到雍正，清廷开始大规模打压天主教，书被查、被烧，木刻印版也毁了大半。

晚清时新一批传教士来了，找不到前人印的书，只能干瞪眼。那些在中国境内被烧光的，梵蒂冈保留着。 孤本是这样产生的——不是因为当年印得少，而是因为后来烧得太狠。

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提。1650年，南明永历朝廷走投无路，太后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皇，求他向葡萄牙、西班牙施压，出兵援助南明。

这封信由一位叫卜弥格的波兰传教士带着，穿越半个地球，辗转两年多才抵达罗马。结果教廷没当回事，这封信就这样在梵蒂冈一躺，躺了足足260年，没有人知道。

直到1910年，出版人张元济环游世界，路过罗马，在图书馆里翻到了这封信。他估计当时愣了很久。

找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1910年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有一批规模庞大的中文文献，一直在地球另一端的图书馆里睡觉。

问题是，梵蒂冈图书馆根本不好进。它本质上是教宗的私人图书馆，进去要提交申请，要证明你要找的东西"只有这里有"，每年只对极少数学者开放。整个20世纪，真正进过那扇门、见过那批书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

1922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用了短短24天，把馆里近三千册中文书拉丁转写编成了目录。这是外国人做的，用的是欧洲图书馆学的框架——那些书有了西方的"户籍"，但还没有回到中国人的视野里。

真正系统性的努力，要等到200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推动立项，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批准，一个专门整理梵蒂冈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的项目正式启动。

研究团队花了六年多时间，拍摄复制了数十万页文献，涉及大约1300部典籍。

2014年，《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出版，44册，收录170种珍贵文献。 这被认为是继敦煌文献之后，中国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批欧藏中文资料。

2023年，第三辑出版。整个丛刊计划共四辑、三百册，现在还没做完。

算一算，从张元济发现南明那封信，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一十多年。这一百年里，中国学者一代一代地往梵蒂冈跑，一点一点地把那些沉睡的文字拍照、整理、印出来，送回国内。

说"送回"其实不太准确——书还在梵蒂冈，只是内容终于有了中文的记录。那七千种文献，某种意义上，还在等着被完整地"认出来"。

这大概才是"令人深思"的地方——不是感慨散落海外，而是意识到，找回来这件事，我们其实才刚刚做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