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颁布新规遇西方集体反对，这场对峙没有赢家！

来源：新财迷

教育没有全球通用模板，只有对各自土壤的诚实回应。

出品 | 红蓝融 作者|是牧心啊

新加坡鞭刑全球闻名。1.2 米长、1.27 厘米粗的特制藤鞭（行刑前浸水增韧），由专业人员抽打收刑者臀部，3 鞭之后会皮开肉绽，剧痛难忍，鞭痕永久都无法消除，成为受刑罚一生的“耻辱标签”，心理威慑远大于肉体痛苦。

近日，新加坡教育部出台“校园鞭刑”新规，允许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全国统一执行。

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智陞5日就反霸凌新规回答议员质询时强调，仅作为最后手段。必须在留校、停课、记过等所有常规惩戒无效后，针对严重霸凌、暴力伤人等极端违纪行为才能使用。

采取鞭刑之前必须由校长亲自批准，由持证授权的教师执行；还需要事前评估学生心智成熟度，确保其理解惩戒意义。惩戒后还必须提供心理辅导与跟进。具体实施时，初犯最多 2 下。屡犯或情节极重，最多 3 下。

但是，“校园鞭刑”依然引发外界剧烈争议。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称其违反《儿童权利公约》“免受一切暴力、尊重人格尊严” 原则。世界卫生组织则指出体罚无任何益处，会造成终身身心伤害。

心理专家群体也指出儿童期体罚与长期自卑、抑郁、PTSD、社交障碍强相关，而且公开 / 半公开的执行规则带来强烈羞辱感，可能会影响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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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条之下是什么样的土壤

可是对于对新加坡来说，鞭刑不是“酷刑”，是最便宜、最管用、最稳社会秩序的治理工具，性价比远高于坐牢和说教。

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人口密集、外来人多，一旦治安松动，立刻泛滥：涂鸦、飞车、抢劫、诈骗、贩毒、非法滞留全上来。小国经不起治安乱，必须用重典。新加坡老百姓大多赞成政府推行鞭刑。在他们眼里，西方人权舆论是外人的标准，新加坡不跟着西方价值观走，只按自己社会的生存规则来。

另外，在东方文化圈中普遍存在。传统儒家尊崇"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训诫，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曾经普遍存在校园体罚，身体惩戒长期被纳入教育工具箱。日本曾将校园体罚视为“教育之爱”的体现。直到1980年代，教师用竹刀、木棒殴打学生仍旧是常态，美其名曰“指导”或“训育”。1990年代多起体罚致死案曝光后，舆论震动，文部科学省才逐步收紧政策。

韩国的体罚历史同样漫长。2008年，一名学生因遭教师殴打自杀，引发全国声讨，国会遂通过《学校体罚禁止法》。然而禁令之下，部分教师和家长反而怀念“严师出高徒”的旧日秩序，认为废除体罚导致学生纪律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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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人权观念

另外，新加坡的鞭刑制度也并非本土发明，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直接遗产。

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英国法律体系随之移植。1826年，鞭刑制度正式适用，涵盖乞讨、纵火、抢劫等多种罪名，刑具是臭名昭著的“九尾猫”皮鞭。1871年，《新加坡刑法典》将鞭刑法定化。

只是英国本土在1948年就废除了鞭刑，其求殖民地新加坡却没有同步废止。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没有像多数前殖民地那样全盘抛弃殖民法律，而是选择性继承并强化。国父李光耀笃信“人民需要严厉管制”，鞭刑由此成为新加坡法治文明的独特标识。

对比中国、欧洲与美国，体罚制度的差异很大。

中国于1986年《义务教育法》首次明确禁止体罚，2006年修订后进一步细化。但“戒尺”的文化记忆远未消散。当代中国的禁令更多体现国家权力对教育领域的规范，而非文化观念的彻底革新。基层教育中，变相体罚仍屡禁不止，折射出传统规训逻辑与现代权利意识的持续博弈。

欧洲是废除体罚的先锋。瑞典1979年全球首禁家庭与学校体罚，此后挪威、芬兰、德国等国相继跟进。欧洲人将体罚视为对儿童权利的系统性侵犯，背后是启蒙运动以降的个体尊严观。儿童并非父母的财产，而是拥有独立权利的主体。欧盟多国甚至将禁止体罚写入宪法，体现“国家亲权”理念。当父母或教师侵犯儿童权利时，国家有权介入干预。

美国的图景更加复杂一些。联邦层面无统一禁令，由各州自行立法。目前约23个州仍允许学校体罚，主要集中于南部保守州。这种分裂映射出美国社会的深层张力。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个人责任与秩序维护，保守派认为体罚是“父母权利”与“地方自治”的一部分；进步主义则援引心理学研究，推动全国禁令。美国人对政府干预的警惕，使其在儿童权利议题上呈现出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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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

差异背后是深层的观念上的分野。

新加坡模式根植于社群主义与生存理性。小国寡民，资源有限，秩序是最高善。鞭刑的威慑价值被置于个体权利之上，因为社群的存续被视为个体权利的前提。殖民遗产在此被“在地化”，英国人的鞭子，被新加坡人改造为拒绝西方道德霸权的民族符号。

欧洲模式体现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儿童权利不是派生物，而是不证自明的人权。国家被赋予“保护儿童免受一切暴力”的积极义务，即便这种暴力来自父母或教师。其文化底气来自数百年的人权积淀与福利国家传统。

美国模式则是自由主义与地方自治的妥协。联邦制下，教育权归属地方，体罚存废成为文化战争的战场。保守派将体罚视为“传统价值”的堡垒，进步派则视其为“前现代遗存”。美国的分裂，是其多元主义政治的常态。

中国模式呢，呈现国家规训与传统惯性的交织。禁令来自自上而下的法律建构，但文化土壤中的“规训基因”仍在基层运作。体罚的存废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现代国家如何重塑传统教育伦理”的漫长过程。

最后，我们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划定“教育”与“暴力”的边界？个体的尊严与社群的秩序，孰轻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