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教员震怒：谭震林不愿干，就让他走

过去，文史君在多期内容中多次提到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这段往事，但却始终没有深入细说其中原委。本期内容，文史君就带各位读者拨开历史的迷雾，完整还原那段历史往事的来龙去脉。

所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指的是1967年2月14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上，“三老四帅”，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向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下文称‘康、江、陈、张’）等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几天的会议，双方你来我往、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在这次碰头会上，当属谭震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表现最为激励，结果最后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主将，蒙受了不白之冤，身处逆境。事后，教员更是严厉批评了这几位老同志……

1967年初，“特殊时期”造成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各地造反派开始纷纷起来“夺权”，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被打倒。为了及时处理各地出现的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总理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2月14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正式在怀仁堂召开。

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周总理坐在会议室的中间位置，左边是康、江、陈、张等人；右边是陈老总、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等人。可谓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事实上，在会议开始之前，谭震林、陈老总、叶帅、聂帅等一批老同志早已做好了与康、江、陈、张等人斗争的准备。谭震林更是多次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现在是“该我开炮”的时候了！

尽管老同志们非常清楚这样做可能出现的后果，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就要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扛起这份责任与担当。

会议一开始，叶帅就抢先发言，他厉声责问康、江、陈、张一伙：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康、江、陈、张等人被怼得哑口无言，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徐帅接着就拍案而起：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的柱石，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

接着，会上又谈到了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江夸其是个“小太阳”，结果谭震林听后当场就怒了，直言蒯大富是个反革命，还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

会上，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气氛非常紧张。到了16日，斗争正式进入了高潮。

在16日的碰头会上，谭震林一上来就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同志（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来北京？……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要揪住不放？

在“特殊时期”一路扶摇直上的张春桥，还真没想到竟然有人敢这样面对面的责问自己，但无奈，面前这个人可是自己在华东地区工作期间的老领导，当年就对其有几分惧色，现在自然不敢直接顶撞。于是只好推脱说：“群众不答应啊！”

没想到，张春桥的这句话反而更加激怒了谭震林，他当即回怼道：你们满嘴群众群众，什么都推给群众，你们打倒一切，难道这也是群众决定的吗……

谭震林越说越气愤，突然，他猛地站起身来，离开座位，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照这样下去，那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话说到这个份上，谭震林已经豁出去了。

周总理见状，连忙将谭震林叫住，陈老总也叫他留下：“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次碰头会，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几位老同志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展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勇无畏的抗争精神，令人敬佩。

但他们也很清楚，即便康、江、陈、张一伙人在会上狼狈不堪，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收敛，更不会所谓的认输、服输，相反，在会后，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出这口“恶气”。

果不其然，就在碰头会结束后的当晚，在康生的授意下，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就把碰头会的记录整理了出来，并前往中南海连夜找教员汇报。

当教员听到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时，生气地说：谭震林不愿意干，那就让他走么！

但这还没有结束！18日这天，教员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与会的有周总理、李富春、叶帅、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作为林彪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教员对“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这次会议上，教员非常生气，就连康生后来都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但这场会议并不是终点，之后，在教员的指示下，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我们熟悉的“扩大的政治局生活批评会”。

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会议连续开了8次，康、江、陈、张等人倾巢而出，轮番向谭震林和其他老同志们围攻，并将老同志们的正义之举定为“二月逆流”，大加批判。

但康、江、陈、张等人仍觉得不够，不久后，他们就将党内斗争向社会公开，在各种公开场合肆意扭曲、披露所谓“二月逆流”的真相，以蒙蔽群众。在康、江、陈、张等人的鼓动下，社会上很快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很多学生纷纷走上首都街头示威游行，高喊着“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可笑的是，尽管康、江、陈、张等人借“批评会”多次围攻谭震林等老同志，但却没有收到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比如在一次“批评会”上，谭震林虽然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但却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继续斥责他们的罪行。

不仅如此，陈老总、徐帅、聂帅、叶帅等其他老同志们也都坚决抵制康、江、陈、张等人的诬陷。以至于4月初，教员还向康、江、陈、张等人提出了质疑：“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除此之外，教员还扣押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一篇名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不准其发表。

所以，直到4月底，谭震林依然在接待外宾，公开露面，并在5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国际劳动节。这个时候的谭震林，虽然被“请假检查”，但仍在“受保护干部”之列，并没有被罢官，更没有被打倒。

但康、江、陈、张等人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迫害。为了打倒谭震林，康、江、陈、张等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搞出了一封所谓的“揭发信”，揭发谭震林在1932年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终于，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谭震林被打倒了！

1969年9月下旬，谭震林被秘密押解出京，下放到广西桂林“劳动改造”，直到1973年春才回到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教员主动为“二月逆流”平反，并明确定性：不要再说“二月逆流”了，那是对付林、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尽管在“特殊时期”，谭震林也经历一些挫折，但比起那些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而言，他就要幸运得多了。1973年谭震林回到北京后，组织上不仅恢复了他原来的待遇，还在当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历经浩劫，他不仅保全了性命，还在康生、“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有此境遇，可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在这之后，谭震林又先后被选为了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到1982年9月退居二线。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他去世后，其骨灰安葬在他的故乡——湖南攸县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