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纽扣到炒房团，温州人的商业基因觉醒

这个男人腰间别着60把钥匙，每天挤公交去收房租，一天收两户，一个月正好轮一圈。当地人都以为他是收水电费的，没人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年人，手里的房产足够一个普通上海家庭奋斗三辈子。而他，只是2005年上海温州炒房团里，最不起眼的一名普通成员。

本期就来聊聊温州炒房团。温州自古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山多地少，土地难以养活当地人，当地人只能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做小买卖，胆子大的还会做被严查的私贩生意。这种被逼出来的商业基因，在温州传承了几百年。

1979年，桥头镇18岁的姑娘张华妹，偷偷支起小摊卖纽扣；第二年，她拿到了新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从那以后，温州人做起打火机、眼镜、皮鞋、服装生意，把温州货卖遍全国。到90年代末，温州的中小企业老板手里，都攥着百万级的现金，钱多到无处可投。

就在这时，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文件，福利分房制度就此终结，中国商品房市场正式诞生。温州人的商业嗅觉极为敏锐，他们立刻意识到，房子从此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于是，温州人最先开始炒自己家乡的房子。

从1998年到2001年，短短三年时间，温州市区房价从每平米2000元，一路飙升至7000元以上。同一时期，上海陆家嘴的房价才6000元出头，一座浙南三线小城的房价，居然超过了上海核心城区。那几年，乐清有六七个做实业的老板，凑了2000万一起投资买房，没过几年就赚了几个亿。

这个消息一传开，所有温州人都坐不住了。可温州城市规模有限，即便手里有再多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房产可投。于是，温州人把目光投向了500公里外的上海。

2001年8月18日，温州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人，157个人坐满了整整三节车厢，带队的是温州晚报房产部记者李海燕。这就是中国楼市历史上，首个有组织的温州看房团，而这场看房团的初衷，其实有些意外。

当年是上海的开发商先发现温州人有钱又敢投资，主动跑到温州的报社投放广告。开发商和温州晚报谈的条件是：报社组织看房团前往上海，开发商就下单5个整版、共计30万元的广告费。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组织，直接撬动了中国楼市的一股巨大力量。

这批温州人抵达上海后，上海房产协会甚至收到了市领导的指示，一定要做好温州看房团的接待服务工作。当时上海楼市正处于低迷期，市政府正发愁如何提振楼市，温州看房团的到来，简直是从天而降的财神。

最终，这157个温州人在3天内，买下了上海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现金直接砸进上海楼市。两个月后，又一波温州看房团抵达上海，单次成交金额就达到8000万。

上海开发商瞬间反应过来，开始往温州晚报、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三家报社疯狂投放广告。三家报社索性直接转型做起看房团业务，短短3年时间，仅温州晚报就组织了近100次看房团，每次都人员爆满。中国民间资本，第一次以集团军的形式，登上了房地产市场的舞台。

温州炒房团进入鼎盛期后，形成了一套外人难以想象的精密运作结构。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太太团，温州人向来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忙于生意无暇看房，太太们便拿着资金奔赴各地看房买房。

一群衣着朴素的妇女从温州出发，赶往全国各地的房展会，会为了5块钱的盒饭和带团人员讨价还价半天，可转头就能拿出几百万，直接买下一整层楼房。

太太团的背后，还有更隐秘的“老太太银行”。在温州农村，每个村子都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她们外表平平无奇，却掌控着全村的流动资金。村里谁家有闲钱，都会送到老太太那里登记寄存，利息比银行高，信用也比银行更靠谱。

一旦太太团需要资金，老太太一句话，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就能在24小时内凑齐完成借贷，月息3分到6分，年化利率最高能达到180%。但在当时，只要房价持续上涨，这点利息成本根本微不足道。

就这样，温州炒房团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扫房模式：向北跨过长江，进军青岛、哈尔滨、沈阳；向西沿长江而上，布局武汉、重庆；向南直奔厦门、三亚，后来甚至将目光投向海外，美国、加拿大、迪拜都成了他们的投资目标。

当年迪拜塔房价起初为每平米41000元，温州人入场后，房价直接被炒到了每平米16万元。那几年发生的故事，如今听来都如同传奇一般。

2002年的上海，有一名温州人用120万作为首付，一口气买下20套商住房，每套面积20平米。他将房子出租后，每月每套租金3000元，扣除房贷按揭，每个月净赚2万元。两年后房价翻倍，他将所有房子全部售出，赚得盆满钵满。

2004年，温州举办了一场全国房展会，4天时间吸引了十万人次前来，成交金额接近15亿。苍南县有一名机关干部，得知上海有一块优质地皮，直接卖掉自家房子，搬进出租屋，跟着炒房团合资拿地开发房产。仅仅一年时间，他的110万本金就翻到了1000万。

各地政府也看出了温州炒房团的带动效应，很快将他们奉为财神爷，有的地方甚至专门派飞机前往温州，迎接看房团。毕竟在当时，温州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房价就会迎来一轮上涨。

到2005年前后，江湖上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温州人有多狠，炒房前敢让自己无家可归；温州人有多疯，老太太都敢上阵投身炒房。也正是这一年年初，那个腰间别着60把钥匙的温州男人，进入了上海媒体的视野。

不过，温州炒房团并非没有对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都被温州人视为投资禁地。一种说法是，90年代初，一批温州人在北京炒期货血本无归，从此把北京当作破财之地；另一种说法是，温州人对政治中心有着本能的敬畏。

直到2005年，长三角房价被炒至高位，北京反而成了价值洼地，温州人才开始大规模进京投资。短短半年时间，温州流向北京的炒房资金就超过50亿。

可温州人刚进驻北京，就遇到了更强劲的对手——以山西煤老板为代表的山西炒房团。他们开着豪车出入北京最高端的楼盘，出手阔绰，一度让温州炒房团都相形见绌。

温州炒房团鼎盛期最具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2002年10月。温州商人王均瑶拿出3.5亿现金，一口气买下上海徐家汇知名的烂尾楼金汇大厦。这栋楼在徐家汇闲置多年，一直无人敢接手。

王均瑶接手后重新装修，将其改名为上海均瑶国际广场，短短半年时间，楼盘价格就翻了一倍，投资回报率超过200%，而这一年，王均瑶才35岁。

到2007年前后，温州炒房团的发展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有媒体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的温州炒房团人数突破10万，撬动的民间资金超过1000亿。

但所有人都没察觉到，这场楼市盛宴之下，早已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就是民间借贷。2011年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数据显示，温州当地89%的家庭、近60%的企业，都卷入了民间借贷，整体规模高达1100亿。

每一个温州人既是放贷人，也是借贷人，整个温州都被一张密密麻麻的债务网络捆绑着。而支撑这张网络的，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房价永远会上涨。

可从2010年开始，国家货币政策急转直下，银行银根全面紧缩。2011年4月，温州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突然失踪；同月，波特曼咖啡老板闫维勤、三旗集团老板陈福才也相继跑路。

从这个月开始，温州老板跑路潮一发不可收拾。9月22日当天，温州更是出现了9名老板集体跑路的记录。盛极一时的温州炒房团，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到2014年，温州本地房价从每平米33000元的最高点，暴跌至17000元，价格近乎腰斩。曾经被温州人抢购一空的一线城市豪宅，开始出现大批断供、法拍的情况，那个腰间别着60把钥匙的故事，也再也无人提起。

温州炒房团的兴衰，从来不只是一群温州人的创业与沉浮故事，它是中国民间资本，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一次集体的躁动与迷失。而在更广阔的经济舞台上，还有比温州炒房团庞大百倍的资本力量，他们掌控的不是几十把房屋钥匙，而是几十座城市的经济命脉，那些后来名震一时的商界巨头，才刚刚走到聚光灯下。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有机会再和大家慢慢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