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琦：卫礼贤与黑塞——中德文化交流的两位大师

卫礼贤

学人简介：李世琦，1958年6月生，河北永年人。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年，业余从事写作和研究。曾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联委员、河北省青联常委、河北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现任河北人民出版社调研员。著有《批评的风骨》《倾听灵魂》《中国古代十大公子》《巴斯德》《平津战役实录》《颜氏家训校注》。作者授权发布。

2026年5月10日，是卫礼贤诞辰153周年纪念日。笔者在修订黑塞传的同时，情不自禁想起他对黑塞的决定性影响，他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伟大贡献。

卫礼贤与黑塞都是南德巴登-符腾堡州施瓦本人。卫礼贤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斯图加特，4年后的7月2日，黑塞出生于卡尔夫镇。卫礼贤虽然只比黑塞年长4岁，后来却因为经历的不同成了黑塞的精神导师，“伟大的朋友与引路人”（黑塞语）。

1895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神学职业资格考试，11月被斯图加特教堂授予神职。1897年1月被派到巴特保尔地区担任代理牧师，认识了克里斯托弗·布卢姆哈特牧师，成为他的精神导师。卫礼贤因工作优秀、日常生活注重细节，引起牧师女儿萨乐美的好感，彼此成为意中人。他与萨乐美的姐姐玛丽亚也成为朋友，在他赴中国传教后通信多年。1904年玛丽亚成为黑塞的第一任妻子，他与黑塞成为连襟。而此时的黑塞正在图宾根一家旧书店当学徒。

1899年4月，经过试讲，卫礼贤被同善会选拔为到中国青岛传教的牧师，准岳父高兴地应允了他与萨乐美的婚事，出发前举行了订婚仪式。5月，卫礼贤抵达青岛。通过与当地百姓的近距离接触，他对中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地人总体上非常友好。很奇怪的是，他们与我们生活舒适的施瓦本农民是如此相似。”因此他相信“所有的民族都是友好、忠实、善良的”。因为有此心态和胸襟，他很快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为自己取名卫礼贤，为妻子取名美懿。1901年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除了培养学生掌握良好的中国古文知识外，还尽可能教他们学习全面的德国学校课程”，成为青岛第一所现代学校。后来还创办了尊孔文社。

随着时间的推移，卫礼贤对中国文化越来越认同，对孔子、老子的伟大认识的日益深刻。在当时的欧洲汉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儒学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卫礼贤经过自己的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考察，认为孔子是与歌德同样伟大的人物。他指出：“孔子是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指出千百年的安宁和太平之路的人物”，“他所宣扬的道德思想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相比毫不逊色”。孔子影响了整个东亚，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卫礼贤开始拜师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第一位是举人邢克昌。1902年，卫礼贤从翻译《三字经》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接着，是节译《诗经》《大学》《论语》《三国演义》《聊斋》《吕氏春秋》，同时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外交史的论文。由于卫礼贤兴办教育事业，传播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1906年他被清廷赐予四品顶戴和“道台”荣誉头衔，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09年2月，卫礼贤应约向德国迪德利希斯出版社提出了“中国宗教与哲学”丛书翻译计划，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气魄宏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十分惊人。1910年夏，卫礼贤的《论语》全译本作为丛书的第一种问世。和以往的译本不同的是，“一种带有互文特征和阐释韵味的文化翻译风格开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汉学界、文化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于卫礼贤《论语》译本的出版，黑塞在1910年7月6日的《慕尼黑报》上发表书评，表示祝贺。黑塞指出卫礼贤的译本“精确细致”，改变了德国人对孔子的成见。“起初似乎令我们困惑的事物，不久变得自然，起初令我们震惊、让我们觉得单调的，不久变得富有吸引力”，孔子与“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最核心的特质是相同的”。黑塞敏锐地感觉到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与差距：“我们个人主义者羡慕中国，羡慕他们的教化体系的博大稳固，除了我们的艺术，或许还有我们对自然的较大的谦逊态度，我们的文化没有可与之匹配的。”

黑塞

与卫礼贤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经典的设想不同的是，黑塞更迫切地想要拿来参考，破解自己思想上的困惑。从精神气质上，道家的思想更让他亲近。1910年，黑塞阅读了尤里乌斯·格里尔的《道德经》译本，黑塞立即发表书评，文中写道：“受到介绍的限制，一般欧洲人认为中国哲学奉行中庸之道，而老子哲学因其生动活泼，乍一看几乎不像中国思想，在众所周知的远东思想家中，并无一人像老子那样在伦理观念上使我们西方雅利安人感觉亲近和关系密切。”1911年初，卫礼贤译本《道德经——老者的真谛与生命之书》为迪德利希斯出版社推出，黑塞很快阅读了这个译本，给予很高评价：“卫礼贤译本以更强劲有力、更确切和更有个性化的语言而见长，因此也更通俗易懂。”这个译本影响了卡夫卡、荣格、布洛赫等人，在德语世界掀起了一波“寻道”热潮。该译本在20世纪再版21次，成为影响最大的《道德经》德译本。在中国文化经典的巨大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欧洲形成了智慧学派，主张融合东西方智慧，挽救没落的西方文化。卫礼贤、黑塞、荣格等成为智慧学派的代表人物。

1913年，原山东巡抚周馥建议卫礼贤翻译周易，告诉他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并推荐了大儒、清朝遗老劳乃宣做他的老师，指导他学习、翻译周易。劳乃宣是进士出身，曾做过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监督、学部副大臣。劳乃宣不取分文，在耄耋之年帮助、指导卫礼贤翻译周易。他们持续8年，以惊人的毅力进行周易的翻译工作。未及该书翻译完成，1920年卫礼贤奉调回国，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开创了该校的汉学专业，还创办了中国研究所。1921年劳乃宣病逝于青岛。此后，在北大教授李泰棻的帮助下，完成剩余部分的翻译。1924年《易经——变易之书》出版，完成了劳乃宣的夙愿。

这时，黑塞因为妻子玛利亚罹患精神分裂，自己也严重精神抑郁，德国因战败疮痍满目，正所谓国破家亡，加上多年的偏头痛、肠胃病，百无聊赖，生无可恋，欲行自我了断。在此关头，他读到了卫礼贤翻译的《易经》。通过阅读易经，他如醍醐灌顶，原来长久以来困扰他的各种问题早已被中国圣贤解决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可能经历的都写在这部书里了。”黑塞给卫礼贤写信，希望读到更多卫礼贤翻译的中国经典和有关中国文化的专著。卫礼贤满足了黑塞的请求，寄去了手头现有的几本书。黑塞认真研究、阅读了这些译本和专著，心旷神怡，受益无穷，恢复了身心健康。1926年6月4日，黑塞写信给卫礼贤，真诚地向卫礼贤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长久以来我就想感谢您，特别是您的《老子》《庄子》以及其他种种翻译的典籍感谢您。现在借着这个机会我终于也可以表白了。”对于博大精深的《易经》，黑塞表示自己懂的很少：“我只能部分地接受《易经》。有时我喜欢观察思考《易经》深沉而丰满的形象世界，而对其中的伦理道德则建立不起感情。我所坐的干枯的树枝上，开不出与国家、社会、家庭有亲密关系的花朵。……您以如此的热爱、耐心与精准，将中国的经典与智慧完整地转译给我们西方，这份功绩是伟大的。我由衷地向您致敬。”

卫礼贤回到德国后，由于精神上的共鸣，虽然见面不多，他们有许多文字上的交往，由于后来的时局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保留下来的黑塞致卫礼贤书信只有两封，卫礼贤致黑塞的书信则没有保存下来。在1929年3月1日写给卫礼贤的信中，黑塞对卫礼贤的工作给予最高的评价：“许久未曾给您写信，并非因为疏远，而是我始终心怀感激与敬意，将您视为我们时代最珍贵、最不可或缺的人物。……我自己多年来不断从您的著作中汲取力量，它们在我内心最动荡、最迷茫的时刻，给予我安宁与方向。您让东西方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照亮、相互补充的整体。”

卫礼贤在1925年创办了法兰克福大学中国研究所，亲自担任所长。由于长期的体力透支，在1928年底健康恶化，罹患严重的肠胃病。在频繁进出医院的1929年完成《大戴礼记》译稿四十三章。1930年初写完最后一篇文章《中国的文化危机》，于1930年3月5日英年早逝，年仅57岁。

噩耗传出，德国文化界为之震动。法兰克福大学校长昆策尔称卫礼贤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黑塞专门撰文悼念他的引路人和最敬重的朋友，发表于1930年11月21日《慕尼黑报》。他称卫礼贤为“我们时代最中国化的欧洲人”。“一位伟大的朋友与引路人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连接东西方的灵魂。从今往后，我将更加珍视他留下的译著，那是他不朽的一部分。”

此后，黑塞成为卫礼贤的接棒者，他将周易、道家思想以及其他中国文化精髓融化在《悉达多》《克林索尔最后一个夏天》尤其是《玻璃球游戏》等作品中，于194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因为黑塞终身服膺中国文化，他被欧洲人称为“施瓦本的中国人”。

2026年4月19日

于石门静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