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法庭上的证词，记录了怎样的战争暴行？

编者的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以海量人证、物证与当庭证言，定格了侵略战争的罪恶轨迹，写下不容篡改、不可辩驳的历史裁断。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环球时报》聚焦东京审判的核心证据，通过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多国证人的当庭证词，直观还原卢沟桥事变真相、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毒害、战俘集中营暴行、香港战场反人类罪行等历史细节，以第一手铁证再现历史现场的真实图景。

这些来源各异、相互支撑的证词与物证共同证明：日本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国家行为，军国主义教育是其思想根基，残酷施暴、践踏人道是其一贯行径。从华北的卢沟桥到香港的医院，从学校的课堂到恐怖的集中营，其罪恶随着侵略的足迹蔓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大厅实景 本版图文资料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战犯罪行审判史料编译“每日一则”

“他们制造一系列战事又参与和平谈判，乃是缓兵之计”

王冷斋（1891-1960），福建福州人，1937年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以中方首席代表身份与日方多次谈判与交涉，1946年8月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37年7月7日晚11时左右，宛平城郊传来枪声。调查显示，这是日军策划的阴谋。我命令城内守军要严加防守。北平市长秦德纯随后打来电话对我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由于听到宛平城守军的枪声，丢失一名日本士兵，日军要求进城搜索士兵”。市长命我立即调查此事。经查明，我方守军并未开枪，每人所带子弹都不缺少。同时，我派人在城内外进行搜查，未找到失踪的日本士兵。

我们乘车返回宛平城的路上，在距宛平城约1英里的沙岗，看到一队日军在联队副队长森田的指挥下做战斗准备。这时寺平（日方调查人员——编者注）忽然请我下车，告诉我在看到这一幕后，必须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他威胁我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进行调查了，我应该立即下令打开城门。如果不让日军进城，所有协议均不生效。副队长森田甚至试图以武力威胁我。

我已经让警察局长作调查报告，此时我们听到了数声枪响。子弹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毫无疑问，城外日军向城内开火了。几分钟后，城内守军开始还击。双方射击持续了约一小时。

日军在铁路沿线隐藏军队这一举动，让我更加确信他们非常狡猾。他们已在那里修建了军事设施，以利于占领此区。日军的野心让我担忧：休战协定只是其拖延时间的阴谋。

随后我们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日军已从古北口、山海关等地调派援军，兵力不少于两个师。据报告，数架飞机已到达天津。部分日军向卢沟桥行进。宛平至北平的道路亦被切断。此时，日军的阴谋彻底暴露。他们制造一系列战事又参与和平谈判，乃是缓兵之计。

以上种种事件都表明，日军的侵略是一场策划已久的阴谋。日军应对此次战争负全部责任。

“我要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该如何结束”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外籍人士见证了日军的暴行，并留下书面记录。来自美国的麦卡勒姆医生在日记中写下了所见所闻。他1921年来到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作为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南京。他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期间写的日记、信件，在东京日本战犯审判时被法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词。

我要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我不知从哪里讲起，也不知该如何结束。此地暴行的凶残狠毒，是我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强奸，强奸，到处都是强奸！估计一夜之间至少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事件，白天的恶行则更多。为防止受害者做出任何反抗，或仅仅流露出一点点不情愿，施暴者总会上去就把她们一刀刺死，或是一枪毙命。我们每天都能记录数百起这样的暴行。

1937年12月30日。午饭前，两个驾驶着黄色汽车的日本士兵掳走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马吉（美国圣公会牧师）的住所以及其他地方，一些（中国）男子被强行带走，他们被指控曾经当过兵。

尽管抗议声四起，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作用。许多黄包车夫、船工和其他体力劳动者都被残忍地枪杀了，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辛勤劳动留下的标记。

“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惨叫声一直不绝于耳”

第1894号法庭证据是上海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理事威廉·S·邦杰的宣誓证词。在证词中，他陈述了在上海大桥集中营、海防路战俘营和北京丰台战俘营中，遭受到的日本宪兵的刑讯逼供和各种非人待遇。

我被关押的牢房正对着集中营大门，格栅门旁边就是看守室，里面污秽不堪，人满为患。

牢房的楼上就是审讯室，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惨叫声一直不绝于耳。有时，隔壁还会传来痛苦的呻吟声。囚犯们被押送到审讯室接受审讯时，一般要经过我的房前。每次审讯完毕回牢房时，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一副疲惫而痛苦不堪的模样。

我遭到3名日本宪兵的围殴，数次被打倒在地，有一次摔倒在桌子上，把桌子撞散架了。我一度陷入昏迷，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苏醒过来。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堆碎屑当中。这时，一个脚穿钉靴的日本宪兵从屋外走进来，一脚踹在我的小腿胫骨上。其后，又把我从地上硬拖起来，逼迫我给妻子和孩子写诀别信。

写好信交给他们之后，我就被带去了另外一间屋子。进去之后，日本宪兵命令我脱下上衣，然后将我仰面捆在矮桌上。矮桌一端削成了半圆形，正好套住脑袋。他们拿过来几个装满水的大罐子，一边逼供，一边动刑，不停地往我口鼻里灌凉水。我的脖子、上身和腿脚都被绳子紧紧绑住，全身动弹不得，只有头部还能动弹。

“医院一直悬挂红十字会标志，但该标志至少两次遭日军枪击损毁”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香港，圣士提反书院大楼被紧急改作临时军事医院。1941年12月24日至26日期间，日军闯进圣士提反书院，制造了“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惨案。以下为1946年 12月18日，加拿大陆军詹姆斯·巴尼特上尉作为控方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作庭审证词。

1941年圣诞节清晨6点左右，日军闯入圣士提反书院医院。我亲眼看见5名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杀了15至20名卧病在床的伤员。

随后，日军驱赶所有尚能行走的伤员与医护人员，将我们关进一间储藏室。关押约一小时后，日军又把我们转移到一间更小的房间。此前护士们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但转移途中，她们被强行分开。我亲眼看到一名护士被日军士兵用钢盔猛砸头部，同时遭到脚踢与掌掴。我被关进的小房间里，一共挤了90人，包括医护人员和伤员。房间狭小拥挤，众人无法同时坐下，重伤重病者只能勉强就地躺下。停留片刻后，一名日军士兵来到门口，勒令我们举起双手，抢走了我的手表、戒指和随身财物。不久，另一名日军士兵拎着弹药袋进来，将子弹扔向众人面部。之后又有日军带走一名步兵，人刚走进走廊，我们就听见凄厉的惨叫，我确信那名士兵惨遭迫害。片刻后，又一名步兵被带走，走廊里再次传来惨叫。

医院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此前被带走的两名士兵遗体残缺不全，耳朵、舌头、鼻子、双眼均被割去；约70名伤员在病床上惨遭刺刀杀害，还有大量幸存者伤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伤员、医护人员均无任何武器，医院内部及周边也没有武装士兵。

医院一直悬挂红十字会标志，但该标志至少两次遭日军枪击损毁。

“任何有和平理想倾向的思想或反对侵略战争政策的言论，在学校都会遭到严厉的压制”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不断通过颁布和修改教育相关法律、法规来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企图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学生心中埋下侵略扩张的种子，以达到军国主义化的目的。现役将校被派驻到大学和中小学，单方面地对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精神，鼓吹“日本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的使命是征服世界”等，压制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和平思想和言论。法庭证据130号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内兵卫的证词，他结合自身经历对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对学校的渗透和统治进行了描述。

从1931年开始，军部对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控制愈发明显。任何有和平理想倾向的思想或反对侵略战争政策的言论，在学校都会遭到严厉的压制。

1937年，东京帝国大学的三位教授、日本法政大学的三位教授、日本东北大学的一位教授，以及几位助理教授和我本人，因被怀疑同情和平理想而遭解职。这些教授和助理教授被解职后，根据日本本土《治安维持法》被指控有反对日本帝国国体本义的嫌疑，都被警察逮捕。我也因此罪名被警察逮捕，在警察局关押了11个月。

27年来，我一直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并且作为学生亲身经历了日本学校的各个年级。因此，在我看来，给各年级学校和高校的学生安排的军事训练、教学和教育，确实刺激了学生们的军国主义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精神，使他们相信日本人优于任何其他民族，并且相信战争是无限荣耀的，对日本未来的福利十分奏效且必要，这种军事教育灌输为学生们准备未来的侵略战争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