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让真相永不褪色

本报记者 唐 亚 沈 圣 王 璞 邹志东

时隔80年回望那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世纪审判，留存至今的影像资料大多被黑白色调定格，检方的举证、证人的叹息以及法官的结案陈词显得朦胧遥远，但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褪色。拂去时光的尘埃，我们依旧能看到正义之士挺身而出的身影，听见他们坚守正义、掷地有声的证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国法官合影，韦伯、梅汝璈分别为前排左三左四。（视觉中国）

日记寻踪

“星期五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在法庭明亮的灯光下，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这是美国副检察官萨顿1946年在日记中记录的景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馆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国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萨顿二战后受邀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副检察官，是东京审判中负责中国战场日军罪行调查取证的核心人物之一。萨顿两次跟随国际检察局团队来华调查取证，重点调查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华经济侵略、毒品贸易等战争罪行，足迹遍及上海、北平（今北京）、重庆、南京等地。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等人陪同下，萨顿深入走访中国官员、外籍传教士、医护人员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收集大量一手证词、统计数据与档案资料，并将其转化为法庭可采信的呈堂证据。1946年6月，萨顿带领十余位中外证人赴东京出庭作证，为控诉日军侵华暴行提供了关键人证与物证支撑。

日前，包括6本“萨顿日记”在内的萨顿档案原件被收藏家邹德怀拍下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邹德怀介绍说，萨顿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与质询证词严谨克制、客观冷静，但私人日记里处处可见他为正义奔走的赤诚。为确保4名关键中方证人顺利赴东京出庭，他代表国际检察局垫付4人从南京赴上海、再转机前往东京的旅费与住宿费。萨顿还在日记中精确记下，抵达上海首日，他请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吃饭；在南京，他前往长江岸边，实地核查日军一次性屠杀6000名平民的现场。

邹德怀向记者展示的萨顿相关材料。 王 璞摄

张国松说，这批档案包含萨顿手写日记、调查报告等珍贵史料，填补诸多历史细节空白，让战争审判的微观叙事更加完整、可信，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根据《环球时报》记者查阅的资料，在提交给法庭的日军侵华罪行调查报告结尾，萨顿言辞犀利地写下对战争罪责的审判态度：“这场战争的发起，公然违背了庄严的条约义务与反复作出的官方承诺；这场战争的实施，践踏了一切有组织战争准则，其手段震惊人类良知。”

血泪铸证

“我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监。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全城共有20多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了1万多妇女和儿童。”亲历者程瑞芳在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中提交的书面证词里这样写道。她还列举了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

程瑞芳（右）帮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妇女纺线谋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沦陷后，程瑞芳协助外籍负责人魏特琳管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彼时，一批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联合1500多名中国人士共同开展救助工作，累计保护约25万名难民。这些中外人士不仅是难民的守护者，更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关键见证者。

作为安全区核心发起人与参与者，美国传教士贝德士、中方工作人员许传音等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递交给日方的书面材料也记下1937年12月16日至1938年2月2日期间逾400起日军残暴罪行。

“由于你们的士兵持续不断的抢劫、暴力和强奸，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惨的气氛中。”这是1937年1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发去的一封抗议信函，敦促日方“迅速采取行动”整顿局面。在几乎每日发去的抗议信函后都附有“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备忘录，信函强调这只是该委员会了解到的一小部分，均经过仔细核查。

一份德国驻南京使馆的绝密电报直言，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这份电报后来成为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重要书面证据。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姜良芹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留守南京安全区的外籍人士起初未预料到日军会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暴行。他们在危难处境中主动承担起救助难民、记录史实的责任，留存大量一手资料。其中，21世纪初才被发现的《程瑞芳日记》尤为珍贵，被学界称为“中国版《安妮日记》”。《程瑞芳日记》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由留守南京的中方人士书写的现场日记，与东京审判证词、外籍人士记录相互印证，共同构成完整证据链。

法槌扬正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极度依赖证据与法庭交叉质证。面对一群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竭力为战犯脱罪的日方辩护律师，庭审交锋异常激烈。

发现并公布东京审判庭长威廉·韦伯个人档案的南京大学教授张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根据档案，由韦伯拟宣读的判决书前后耗时多日，出具多版草稿。草稿纸上，钢笔、铅笔批注交错，多处删改痕迹清晰可见，真实记录了韦伯与各国法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罪名措辞等方面的反复协商和权衡。张生认为，韦伯表现出的犹豫、权衡和坚守，反映出东京审判的真实肌理，也彻底击碎日本右翼所谓“审判结果预设”“胜利者审判”的谎言。

张生举例称，被告方试图以“残败兵不受国际法保护”为南京大屠杀开脱，韦伯则认为判定身份须经过法定程序，日军仅凭手上老茧、肩上负重痕迹以及额头上的帽印便滥杀无辜，为非法举动。

东京审判的法槌落下，但历史的追问从未停止。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对记者表示，东京审判不可避免地留有遗憾，28名甲级战犯受审之后未能进行后续二次审判，对天皇战争责任、殖民地罪责、生化战、性暴力等问题未予以彻底追究。这些缺憾也使得日本社会长期未能形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为右翼势力否认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留下可乘之机。

正如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言：“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回望审判之路，铭记历史伤痛，抵制日方为侵略历史翻案、为战争罪行洗白、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行径，捍卫正义良知，方能守护国际秩序，共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