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吾将上下而求索”

#记录我的2026#白云翔始终认为，做人、做事、做学问，三者是有机的统一。做学问务求创新求实、严谨扎实，做事务求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人务求忠诚实在、堂堂正正。他常常勉励自己：学海无涯，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白云翔，男，汉族，祖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1955年12月生于临淄齐故城内的城关公社阚家寨。1975年秋，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到山东大学深造。1975~1978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考古研究和教学及学术组织领导工作。曾先后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编审。1997年任考古杂志社社长兼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主任，同年晋升为编审，后转为研究员，同时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2001~2016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02年，荣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9年，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201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2020年，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2021年，被聘任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白云翔先生

（2025年4月在北京接受访谈）

求实创新，矢志探古求原

白云翔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矢志探古求原。在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等领域造诣颇深、多有建树，在国内外出版学术著作10 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是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

白云翔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驻临淄地区

各考古队的业务工作人员做讲座

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的基础，白云翔的考古生涯是从田野考古开始的。1978年7月，白云翔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随即同他人一起组建商周考古研究室泾渭队，赴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古。1978~1982年间，他常年在陕西和甘肃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大量先秦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当地古文化遗址的内涵和分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甘肃省镇原常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末期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常山下层文化”，同时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带首次发掘并确认了史前时代的窑洞式居住址。甘肃省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发掘清理墓葬100余座，作为寺洼文化墓地的首次大规模发掘，为西北地区青铜器时代的寺洼文化的年代、性质和特征等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是先周文化遗址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发掘清理出居住址、窖穴和墓葬等遗迹和一大批文物，为深入研究古公亶父迁岐之前周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此外，1982年春，白云翔还参加了河南洛阳皇城遗址的发掘；1993年春，应邀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的香港大屿山扒头鼓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2002~2010年间，作为考古研究所华南二队队长和考古领队之一，白云翔主持了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发掘清理出西汉南越国的宫殿建筑基址、汉代简牍等重要遗迹和遗物，以及西汉至民国时期的历代文化遗存，极大地推进了西汉南越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广州城建史研究。2021年，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秦汉考古，是白云翔的主攻方向之一。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率先对秦汉时期的积贝墓、瓮棺葬、聚落形态、汉代尺度、体育活动、汉代王侯墓葬、汉代铜镜以及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等展开研究，对汉代农业、铁器手工业、青铜手工业等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白云翔作为两主编之一和主要撰稿人的著作《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论述，初步构建起了秦汉考古的学科体系，全面反映了秦汉考古的新成果、新进展以及对秦汉历史研究的新贡献，并就秦汉考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阐述，“对秦汉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被誉为秦汉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总结和论述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学术巨著，对秦汉考古研究全面而深入地发展，必将会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书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2012年荣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白云翔在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与汉文化学术论坛上致辞

手工业考古，是白云翔的另一个主攻方向，他更是手工业考古的倡导者。先后对早期铜器和冶铜术起源、先秦两汉铁器和铁器工业、秦汉铜镜铸造业以及汉长安城城市手工业等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出版专著5种，发表论文30余篇，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古代铜器和铁器“两地起源”和“两个系统”的观点，为学界广泛接受。2012年发表的《手工业考古论要》、2018年发表的《关于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和 2021年发表的《关于城市手工业考古》等论文，就手工业考古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等进行系统阐述，开创了我国手工业考古这一分支学科。他的代表性著作《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2005 年)，首次对先秦两汉时期的铁器、铁器工业和铁器文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古代铁器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体系，进而阐述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动因，考察铁器的出现和应用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由此出发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力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和说明。该书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古代铁器考古学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铁器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等，后被翻译成日文，出版了日文版，并获得“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是白云翔的又一个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发表了有关唐代中日韩交流的学术论文。21世纪以来，先后就先秦秦汉时期的中日交流、中韩交流、汉王朝与中亚古国的交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先后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日本和韩国等作学术讲演,《光明日报》2012年6月18日《光明讲坛》整版刊发的《汉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反映了他对汉代中外交流的基本认识，受到学界广泛好评。2015年以来，进一步就先秦秦汉时期的中日韩交流进行研究并率先提出了“环黄海之路”的学说并反复论证和逐步完善，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白云翔（左）在日本北海道千岁市厚真町幌内遗址

考古发掘工地与发掘者现场交流

白云翔展示中日考古合作研究成果

《镜范》日文版论著

上述之外，白云翔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总结，就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历史考古学的性质和任务、古代大型墓葬墓主人判定的理论和方法、科学技术及产业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等发表学术文章进行论述，并提出了基于风格和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在学术界引起积极反响。他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2002年）和《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2013年）等，作为面向大众的大型普及性读物，为考古学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做出了积极贡献。

涵育菁莪，尽心传道授业

白云翔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以“立德树人”和“传道、授业、解惑”为遵循，高度重视教学工作和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迄今已培养博士毕业生5人、国外博士留学生1人、硕士毕业生14人，还接收指导多名来自日本、韩国和德国的访问学者。他们在毕业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国家级研究机构、博物馆、高等院校，还是在政府机关、地方文博机构等，都踏实工作、积极进取、迅速成长，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目前已有研究员（教授）4人、副研究员（副教授）3人，为我国考古文博事业的队伍建设贡献了力量。目前，仍在山东大学带博士生和硕士生。

白云翔在高校举办讲座

白云翔常自嘲是“业余先生”，因为自身的岗位是科研和管理岗，教学是“副业”。虽是如此，但他心里一直装着学生，一直把教学“当回事儿”，要求严格在考古系也是“恶名”在外的。他的想法很朴素，即“让学生学着做个好人、学点儿真本事”。所以，从招收第一届学生开始，白云翔跟学生讲的第一课，题目就是“谈做人、做事、做学问”，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第一位。

至于怎样当老师，白云翔很尊崇唐代韩愈的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所以，白云翔始终把学生“做人之道”的引导和培养放在首位。其次是教授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做学问的方法，因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再就是为学生解疑释惑，有学习方面的，也有人生方面的；研究题目和研究方向的选定，力求社会需要、学术前沿、学生的知识积累和兴趣相结合。至于具体的知识，可以通过听课、读书、查大百科全书、上网等获得。另外，教学中，白云翔还特别强调要学哲学、逻辑学，尤其是形式逻辑，因为这是关系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论证问题的方法论问题；强调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强调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强调实践，包括与田野考古和文物博物馆有关的实践，以及做研究写论文的实践。白云翔始终认为，实践是提高能力的根本途径。至于“严格”，可能是受到“严师出高徒”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白云翔觉得对学生从学习、生活到做事、做人要求严，是因为老师带学生是有责任的，要对他们负责。并且看到学生们学术上出了成果、工作上出了成绩，比自己出成果出成绩都高兴，因为这说明他们在努力、在成长、在进步，老师的心血没有白费。在白云翔看来，学生们的成长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且关乎事业发展后继有人的问题，因为学术是在不断发展的，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事业。

白云翔和部分同学们在一起

（2016年摄于北京）

钩玄提要，恪守编研求真

1983 年，白云翔从田野考古队调入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从事《考古》月刊、《考古学报》季刊、《考古学集刊》等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由于身体原因，他进入编辑室之后的头两年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做编务。可以说，白云翔的办刊生涯是从最底层开始的。编务的日常工作，就是接收稿件、送审稿件、需要修改的稿子抄发审稿意见给作者等。拟采用的稿子为什么能用，不采用的稿子为什么不能用，都有具体的审稿意见。当时考古所主要的审稿专家是夏鼐、苏秉琦、王仲殊、安志敏、石兴邦、佟柱臣、陈公柔、张长寿、徐苹芳、卢兆荫、黄展岳、杨泓、仇士华……都是大专家，并且非常认真，审稿意见也非常具体。无论是用稿意见、退稿意见还是修改意见，白云翔都认真去看，有时候对照稿子反复看，所以，那两年他几乎天天是跟审稿专家和各地作者书面对话，有时候也是面对面地请教或讨论。那两年的经历，不仅使他跟考古界和学者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更是为他后来做编辑、办刊物如何判断学术、把握学术奠定了基础。

此外，当时考古所已经招收研究生了，从史前考古到汉唐考古各个方向的都有，而白云翔当时的工作很规律，时间也比较灵活，于是把那几年考古所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几乎旁听了一遍，从断代考古到年代学、体质人类学等。讲课的先生们对他去旁听也很欢迎，有时候是到讲课的先生们家里去上课，还蹭饭吃，比如到陈公柔先生家里去上古文字和古文献课，到杨泓先生家里上汉唐考古和美术考古的课等等。两年做编务的经历，对白云翔后来的学术成长帮助非常大。

做了两年编务以后，白云翔从1985年开始真正编辑加工稿子了。最初以《考古学报》为主，后来也帮着编《考古》和《考古学集刊》的稿子。1995年担任《考古》编辑部主任之后，开始负责《考古》的编辑工作。1997年担任考古编辑室主任之后，为适应当时学术发展需要以及缓解办刊经费不足等问题，白云翔把3个刊物以及考古学专刊的编辑出版整合在一起，组建了考古杂志社这样一个二级法人单位并被任命为社长和法人代表。考古杂志社下设3个编辑部，但对内还是“考古编辑室”，负责3个刊物和考古学专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学术刊物的编辑，虽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这十余年先做编务、后做编辑和办刊物的经历，使白云翔广泛接触了学术界，跟考古界的学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比较全面地了解和熟悉了我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人才队伍、学科动向等，并且养成了关注国内外学术动态的习惯。尤其是担任社长之后，根据所领导的安排，白云翔负责3个刊物全部稿件的复审，也就是参考初审意见决定稿件是采用、退稿还是修改后采用，更加关注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新的研究课题及其进展等。从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说，白云翔认为，作为学术刊物办刊人，至少应当有这样一些素养：一是政治敏感性，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是有国家性、民族性和政治性的；二是学术敏锐性，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样才能了解和把握学术前沿；三是学术视野要尽量宽一些，因为学术刊物涉及各个研究方向和领域；四是要有宽阔的学术胸怀，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以个人的“好恶”进行取舍，尤其是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稿件；五是要跟学术界建立广泛的联系，因为学术刊物是为学界办的，不了解学术界、没有学人的支持是办不好的；六是自身要懂学术，也就是自己要做些研究，否则很容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考古所长期以来坚持“学者办刊”，实践证明是符合学术刊物办刊规律的。

本文摘编自《多维视野下的东亚古代文明研究——庆祝白云翔先生七十华诞学术文集》一书“附录一”“附录二”，有删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