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老上司是土匪，湖南省委要枪毙他，贺龙向毛主席求情：不能杀

1949年深秋，湘西群山之间硝烟未散，凤凰城外黄丝桥古堡里，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正在等一封电报。此前，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和联络部长顾凌申已经多次派人来劝他走和平这条路。他就是陈渠珍——统治湘西近三十年的＂湘西王＂。这个人的名字，在今天的凤凰古城几乎无人不知，但他差一点就死在新政权的枪口下。

陈渠珍1882年出生在湘西凤凰，原名陈开琼，7岁进私塾，16岁考中秀才。他不是那种草莽出身的匪头子，祖上几辈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在当地也算书香门第。可凤凰这个地方，自清朝以来就是＂地皆屯田，民皆兵籍＂，读书人和兵痞只有一步之遥。1903年他考入湖南武备学堂，两年后因成绩出色升入将弁班，1906年毕业后分到长沙新军当队官。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枪杆子绑在了一起。

在长沙期间，陈渠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英军侵扰西藏边境，清廷调兵入藏，他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的督队官，跟着部队翻山越岭打到了工布江达。武昌起义爆发后，驻藏部队乱成一锅粥，陈渠珍不愿卷入是非，带着一百一十五名湘黔籍官兵，从羌塘草原出发，翻越唐古拉山，朝青海方向突围。这条路走了七个多月，断粮断水、冰雪封路，到达西宁时全队只剩七人。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后来被他写成了那本著名的《艽野尘梦》。

回到湘西之后，陈渠珍在镇守使田应诏手下当参谋，一步步积攒人脉和兵力。到了1920年，田应诏被架空调走，谭延闿任命陈渠珍为湘西巡防军统领、辰沅剿匪总指挥，他由此掌握了湘西的军政大权。同年湘西大旱，陈渠珍广设粥棚赈济灾民，一下子就在百姓中树立了威望。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贺龙的缘分正式开始了。

陈渠珍委任贺龙为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那时候的贺龙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带着一帮桑植子弟兵，在湘西闯出了不小的名头。不过两人的关系远没有后来传说中那么温情脉脉。根据贺龙自己的回忆，陈渠珍后来感觉贺龙对他构成了威胁，就命令贺龙随石青阳入川，事后还给赵恒惕发电报，说贺龙叛变了。贺龙由此离开湘西，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这段经历让两个人之间既有旧情，也有裂痕。

贺龙走后的十多年里，陈渠珍一心经营他的＂湘西王国＂。他打出＂保境息民＂的旗号，办学校、开工厂、设银行，甚至在凤凰县办起了造枪、皮革、木器、印刷、毛笔等工厂。这些举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确实难得。但硬币的另一面也不能忽视：他在湘西加收了盐税、大烟税、火坑捐等约五六十种苛捐杂税，鸦片税更是他维持军队的主要财源。这个人不是什么纯粹的好人，也不能简单归类为恶霸。他是乱世里一个精于算计、左右逢源的地方强人。

到了1930年代，贺龙已经是红军的高级将领，回到湘西开辟根据地。陈渠珍奉行＂剿共不剿贺＂的原则，凡是碰上贺龙带领的部队，他采取半打半和的策略；贺龙的队伍需要借道他的防区，他也不为难。这里面有多少是念旧情，有多少是保存实力的算计，恐怕只有陈渠珍自己知道。但这笔人情账，贺龙一直记着。

1935年何键趁红军长征之机，逼陈渠珍交出兵权。陈渠珍的新34师被改编，他本人被打发到长沙，挂了个省政府委员的空衔。从此他离开经营了十六年的湘西地盘，第一次尝到被人赶出家门的滋味。抗战期间他虽短暂复出担任沅陵行署主任，但随即又被薛岳排挤，在贵州南川被变相软禁了好几年，靠纺棉花、编帽子过日子。这个曾经的＂湘西王＂，人生起落之大，在那一代军阀中也算罕见。

1949年局势剧变。三月沅陵爆发兵变，湘西大乱。陈渠珍本来已经对政治＂心如枯木＂，但有土匪扬言要杀他为父兄报仇，他不得不第三次出山。蒋介石托人带信拉拢他，他的回答很干脆：＂我决不给蒋介石送葬。＂这句话多少透露出他对局势的判断——国民党的气数确实到头了。

解放军方面则通过贺龙的表弟王尚质等人反复争取他。陈渠珍给四十七军联络部长顾凌申回信时写了一句话，大意是：七十岁的老头子还能图什么呢，能做一个解放区的幸福老百姓就满足了。1949年10月中旬，陈渠珍赴乾城与湘西区党委正式洽谈和平交接事宜。11月7日，凤凰县宣告和平解放。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平静。陈渠珍北上开会期间，他的老部下龙云飞没有收到他的和平嘱托。有国民党特务从中作梗，不但没把信送到，还告诉龙云飞说陈渠珍回不来了。龙云飞一怒之下联合土匪武装与解放军对抗。这一下子，陈渠珍的处境急转直下。

有人认为龙云飞的叛乱是陈渠珍暗中策划的，于是建议处决陈渠珍。湖南省委将此事上报中央，请求批示。要知道，那个年代＂土匪＂这顶帽子一旦扣上，基本就等于死刑判决。陈渠珍几十年的功过，在那一刻全被压缩成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杀，还是不杀？

这时候贺龙的态度就显得格外关键了。1950年6月，正是贺龙向中央提议，邀请陈渠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贺龙这个人，一辈子讲义气是出了名的，他没有因为当年陈渠珍把他挤走就记恨在心，反而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替老上司说话。至于中央的批示，措辞非常明确：＂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这封电报救了陈渠珍一条命。

这件事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恩怨的故事。新政权刚刚建立，湘西这种多民族杂居、匪患严重的边远地区，稳定局面远比泄一时之愤更重要。陈渠珍在湘西经营近三十年，根基极深，贸然处决他可能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这笔政治账，当时的决策者算得很清楚。贺龙的求情固然出于私交，但也暗合了统战大局的需要。

陈渠珍在北京受到接见后，得知贺龙即将率军进藏，立即把自己那本《艽野尘梦》送给了贺龙，把几十年前在西藏的地理人文、生活习俗、官场结构等经验和盘托出。一本薄薄的书，既是对旧日情分的回馈，也为新中国的西藏解放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参考。此后他还送了三子、五子参军参加抗美援朝。这位老军阀的转变，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识时务，起码做得很到位。

1952年2月，陈渠珍因喉癌在长沙病逝，终年七十一岁。他走得不算凄凉，省政府、统战部、政协等单位都送了花圈和唁电。从清末秀才到同盟会员，从进藏军官到湘西王，从军阀到起义将领，再到省人民政府委员，这个人的身份转换之多、命运起伏之剧，放在整个近代史上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