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无法像当年遏制日本那样对待中国”

来源：参考消息

经济史表明，重大的转折很少源于偶然或所谓的市场宿命；它们是政治决策的产物，由战略利益支撑，并以手术般的精准执行得以实现。1985年，强加于日本经济的重组不仅仅是在纽约谈判达成的汇率调整，更是一次旨在重新定义全球竞争力的协同行动。

过去几周，我关注了两个揭示全球权力逻辑时刻的对比：昔日的美国与日本，以及今日的美国与中国。该分析揭示出国际经济秩序正在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旧的遏制机制不仅难以维持，甚至可能反而加速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

一纸协议改变日本

《广场协议》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参与方为美国、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协议包含两项核心内容：美元相对于日元和德国马克实现有序贬值，以及各国央行联合干预以确保这一汇率变动落实。效果立竿见影，日元迅速升值，在两年内从约240日元兑1美元飙升至接近12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

彼时，日本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并对美国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认为华盛顿“搞垮”了日本的看法将一个复杂的过程简化了，但也捕捉到了美国强硬姿态的本质：当一个强国感到自身地位受威胁时，它会调动能够改变全球经济环境的工具。

《广场协议》的效果是迅速的。日元升值大幅削弱了日本的竞争力。日本央行以注入流动性作为回应，利率在此后几年从5%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信贷扩张了，但没有流向生产领域，而是推高了资产价格。

日经指数在1989年飙升至39000点，随后崩盘。东京的房地产总市值一度堪比全美土地价值。当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开启了以持续通缩为标志的长期停滞。

在这种环境下，套息交易应运而生。该机制表面简单，但后果深远：投资者借入低利率货币（如日元），然后投资于收益更高的资产（如美国国债），借贷成本与投资回报之间的差额即为利润。这套机制在数十年间持续使日本资本外流，在资助外部市场的同时削弱了日本国内经济。

中国已全方位崛起

鉴于这段历史，审视中国需要精准的分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启动。该项目不仅涉及贸易，更是实体基础设施与金融体系的双重整合。这一切共同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影响力网络。

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规模从2万亿美元左右跃升至超过17万亿美元。深圳已成为拥有超过1700万人口的科技中心，上海巩固了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杭州孕育了阿里巴巴等企业和先进的数字生态系统，重庆则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

这种城市化进程背后，是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营业里程已突破5万公里；55公里长的港珠澳大桥连接战略区域；总长约164公里的丹昆特大桥多年保持“世界第一长桥”美誉；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超过2.25万兆瓦，发电量足以满足数千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北斗系统能够提供高精度的全球定位、导航和数据同步服务，保障了中国在国防、物流和通信等关键领域的战略自主。

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宽带网络，连接数亿家庭，并为5G和云计算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种领先优势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战略上的。如今，数据基础设施已变得与能源或交通基础设施同等重要。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

在20世纪90年代，七国集团GDP占全球60%以上。如今，这一比例约为40%。相比之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扩员后的金砖国家GDP占比已超过30%，并集中了全球约45%的人口。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增强了金砖国家的能源和金融能力。建立替代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的系统、签署本币结算协议以及增持黄金，都表明全球金融架构正在寻求多元化。

与1985年的比较需谨慎。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中国不是。日本依赖美国的保护。中国已建立起军事、技术和金融上的自主性。此外，上世纪末的世界更可预测，碎片化程度更低，产业链更集中。

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并非取决于单一协议或事件，而是源于一系列随时间累积的决策。关键区别在于，中国如今拥有日本所不具备的工具：规模、政治自主权和战略多元化能力。

历史不会像写好的剧本一般简单重演。1985年，一个决策重新配置了数十年的格局。2026年，面对结构迥异的对手，固守同一逻辑可能无法遏制其崛起；相反，这可能会加速权力的重新分配。（编译/洪慕瑄）

本文由巴西247新闻网4月24日发表，原题为《中国正在改写美国自遏制日本以来试图重演的游戏》，作者是巴西地缘政治学家华盛顿·阿劳若。

港珠澳大桥出入口（邓华 摄）

审核 | 陈向阳

编辑 | 许海婷 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