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探秘这位希腊先哲的悲情自尽

苏格拉底（Socrates）于公元前470年生于希腊雅典，是古典时代三大思想巨擘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他的狂热弟子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他在世时思想常遭嘲讽、戏仿，尤以喜剧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知名戏剧《云》为甚，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流传了数千年。

他是古希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善于追问思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并列为古代世界的思想巨匠。

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苏格拉底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他从未著书立说留下文字思想，却拥有众多追随者；此外，在崇尚容貌之美的雅典，苏格拉底形象格外另类：大腹便便、头发蓬乱、双眼外凸。

苏格拉底，古希腊古典时期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470年—前399年。

尽管被后世尊为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他从不刻意传授任何知识，因为他自认一无所知。他独创了后世所称的苏格拉底问答法，在公共场合以问答形式探讨正义、美德、智慧等诸多议题。

简而言之，他的哲学理念可以浓缩为一句名言：“唯一真正的智慧，在于自知一无所知。”

但苏格拉底也不乏反对者。在极度看重外貌与社会地位的雅典，其貌不扬、无意追逐权势的他显得格格不入。他还质疑许多雅典人奉为信条的观念，包括希腊民主制度；更关键的是，他常常在辩论中让城邦名流显得傲慢又浅薄。

晚年时，针对他的指控愈发严重，也最终酿成了苏格拉底的死亡结局。

除了在辩论中令雅典权贵颜面尽失，他做出的一系列抉择，也间接导致了公元前399年的死亡宿命。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公元前406年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期间，雅典将领因未能收回战场阵亡将士遗体而遭集体审判，唯有苏格拉底一人坚决反对这种集体追责审判。公元前409年，当局下令逮捕并处死萨拉米斯的莱昂，苏格拉底又一次独自拒绝参与执行。

除此之外，雅典城邦本身也发生了剧变。随着国力衰落，这座城市愈发无法容忍这位形象邋遢、终日追问不休的异类哲学家。他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在许多雅典人眼中开始带有危险意味。

苏格拉底向雅典民众宣讲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民众厌恶苏格拉底，本质是抗拒自我反思。盛世安稳之时，人们尚可包容深刻的哲学追问；时局动荡之际，质疑与思辨就会被视作隐患。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开篇，便复述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对陪审员的演说，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点。归根结底，苏格拉底惹上祸端，是因为他总喜欢诘问人们根深蒂固的固有观念。

他常与雅典青年交谈，年轻人吸纳他的思想后，时常用来反驳老一辈。于是，苏格拉底最终被冠以“腐蚀青年”的罪名。

不敬神与腐蚀青年这两项指控，最终将苏格拉底推向了死亡。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创作于1787年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送上法庭，被控两项罪名：一是不敬城邦所信奉的希腊诸神，二是腐蚀雅典青年。最终，雅典同胞组成的陪审团判处了他死刑。

据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自我辩护，却未能说服由500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最终投票结果为280票定罪、221票无罪。

古雅典司法制度允许被告自行提议刑罚。苏格拉底起初以戏谑的口吻称，自己理应获得城邦嘉奖，这番言论惹恼了陪审员。随后他仅提出缴纳一笔微不足道的罚金。

此举不仅没能争取同情，反而适得其反。支持死刑的陪审员人数，比最初投他有罪的人数还要多。

即便到了此时，城邦仍允许他选择流亡保命，但苏格拉底拒绝离开，坦然接受判决。他表示：“自己生于此邦、受城邦律法教养，理当恪守律法、遵从裁决。”

最终，苏格拉底被赐予一杯毒药——大概率是毒芹，一种与香芹同属、剧毒无比的植物。在一众同胞的敌视目光中，他饮毒离世。但这位哲人毫无惧色，从容赴死。

他的弟子柏拉图这样写道：“他离世时神态安然、言语从容，高贵无畏，面带释然。”

自苏格拉底离世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审视当年对这位学者的指控：他真的罪该一死吗？

艺术史学家戴维·鲍尔斯指出：“不敬神本就是模糊空洞的指控，单凭这一条本不足以定罪；而第二项腐蚀青年的罪名同样定义含糊，缺乏实质证据支撑。”

当年的起诉书写明，不敬神的罪名源于两点：不承认城邦所信奉的诸神，且引入新的神灵崇拜。但鲍尔斯认为，当时大量外邦人、非公民与奴隶都信奉各色宗教，古希腊本身也供奉众多神祇，本就信仰多元。

况且苏格拉底习惯单用单数“神”，而非复数“诸神”。

至于“腐蚀青年”的指控，苏格拉底本人也曾辩驳：他与年轻人的交流或许无意间引发了代际观念分歧，但远谈不上颠覆秩序、蛊惑人心。

苏格拉底教导阿尔西比亚德斯

而剑桥大学古典学学者保罗·卡特利奇在2009年发表了一项极具争议的研究，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苏格拉底确实“罪名成立”。

卡特利奇表示：“世人都知道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截然不同，我们一直误读了这段历史。对我们而言，当年的指控荒唐可笑，但在古雅典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真心认为惩处苏格拉底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尤其在雅典国力衰败、时局艰难的大环境下，像苏格拉底这样挑战现有秩序的异类，很容易沦为替罪羊。而他执着追问、不愿迎合世俗规训的性格，最终酿成了悲剧。

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写下《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 of Socrates），据称内容是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自辩演说（希腊语中apologia意为“辩护”）。这篇演说成为西方思想奠基文献之一，也奠定了苏格拉底史上伟大哲学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