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立场与传统化路径（批评前沿）

段玉亭

当代文学的时代性特质要求研究者关注文学现场，而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需求则要求研究者尽量重返历史语境。如何兼顾“当下性”和“历史化”，是研究者面临的学术命题。青年学者王仁宝的新著《在场与返场：当代文学的当下性与历史化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下称《在场与返场》)既是对其个人学术道路的梳理，也是对这一学术命题的回应。

新时代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当下性状态和时代化呈现，成为该书关注的重点。作者不仅从文学资源的角度概述了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古典化”与“本土化”创作倾向，还重点分析了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创作特征与典型样态。作者认为，新时代乡土小说既是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社会历史实践的回应，又是对农村题材小说等既往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并提炼出新时代乡土小说转化传统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回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在呈现新时代乡土叙事形态时，作者一面阐述新山乡巨变小说与新时代乡村建设政策的关联及其历史化、民族化取向，一面突破文体与媒介束缚，将“三农”短视频纳入视野，展现新乡土叙事的艺术新变，并挖掘出新山乡巨变小说与“三农”短视频这两种乡土叙事形态在呈现中华美学精神上的一致性，以及后者潜在的新大众文艺因子。该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既与作者的农村生活经历和审美阅读偏好有关，也体现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

作者在论述新时代文学现象时，并未将其孤立看待，而是将其置于中国与世界文学的历史场域中，厘清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与新时代文学之间或隐或显的联系，引导我们在更为悠长的历史与宏阔的空间中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作者一方面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对《堂吉诃德》《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文学叙事资源的吸收，另一方面探究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模式与风格建构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外国文学传统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外，论著还梳理了20世纪文学对中外文学传统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创化以后所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及其分支。可以说，对传统资源问题的重视贯穿论著始末。比如，在分析新时代乡土小说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转化时，著者从时代性、人民性、民族化三个方面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进行了阐释与建构，归纳出新时代乡土小说创化传统的三重维度。在分析朱天文长篇小说《巫言》时，作者从叙事结构、叙事机制、叙事文体等方面找寻作品与《儒林外史》、张爱玲作品、韩少功作品之间的关联。《在场与返场》以中外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为研究路径，在文明互鉴、文化传承的视野中高扬文化主体性，彰显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国化立场与传统化路径。

正是这种“新”视野与“旧”路径的交融，使得该书对作品、作家、现象的研究呈现出内敛与开放的特征，既将这些对象作为自足的文学本体进行精细化阐释，又将其放置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文学谱系中进行历史化阐释。

《在场与返场》试图突破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的时空隔膜，实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融通，同时借鉴戏剧、美术、音乐等学科的方法与视角。这不仅是对新时代“大文科”建设这一学科理念的呼应，也是对学界提倡的“大文学观”的实践。

经由“在”与“返”的路径，抵达囊括万象的文学“场”，《在场与返场》的书名点出了作者的学术抱负，彰显出青年学者的学术勇气。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