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双重面孔：盛赞日本人迷人，称中国人迟钝、印度人肮脏

改造社为何能请动爱因斯坦？这跟另一位西方名人有关。日本产生邀请爱因斯坦的想法比中国晚，但行动迅速果决。这与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推荐有关。罗素在访华九个月后，顺访了日本。当他被问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人是谁＂时，他回答：＂第一位是爱因斯坦，然后是列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了。＂日本人马上开始行动。

中国这边其实也在争取。1922年3月，正在柏林访学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重新商讨访问北京大学事宜。北京大学想邀请他像罗素和杜威那样在中国待上一年。但爱因斯坦坦率地回信说，＂中国的报酬不够旅行所需＂，＂日本的报酬足够四周旅行所需＂，因此他决定先去日本，再＂顺访＂中国两周。

最终北大之行因种种原因泡了汤，爱因斯坦只是在往返日本途中经停上海，前后加起来不过三四天。

就是这短短几天的走马观花，他在日记里写下了那些让后人读来很不舒服的话。

当他首次抵达上海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对码头上看到的中国穷人这样描述：勤奋、肮脏且显得有些愚钝的人民，在餐馆前用餐时并非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有意思的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亚洲蹲＂这回事——中国人可以很自然地蹲下来休息、工作、吃饭，这是欧洲很多人办不到的。在他的认知框架里，蹲姿只和上厕所有关。

如果只是对蹲姿的误读，这件事的性质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争论。问题在于接下来那些话。他说中国的孩子们＂无精打采，看上去很迟钝＂，还写道：＂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种族，那就太可惜了。＂他甚至写道中国人＂更像自动机器而不是人＂。他称中国为＂一个奇特的、像羊群一样的民族＂。

对印度的描述同样刺眼。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他写到当地人＂生活在极度肮脏和相当恶臭的环境中＂。而对这些观察的归因方式，才是真正的要害。罗森克兰茨指出，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将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所谓＂智力低下＂归咎于生物起源，多次将其他人描述为＂生物性低劣＂，＂这明显是种族主义的标志＂。

然后镜头一转到日本——完全换了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日本让爱因斯坦感到轻松自在，因为那里没有反犹主义。当时在德国，做一个著名的犹太科学家是有人身风险的。就在同一年，另一位著名的德国犹太人、外交部长拉特瑙被右翼暴徒暗杀。换句话说，爱因斯坦到日本时的心态，本身就比在上海码头匆匆一瞥时的心态要放松得多。

不过他对日本也不是全然没有微词——他仍然觉得日本人在智力上不如人。只不过和那些对中国人的用语放在一起比较，日本那边只能算＂轻微挑剔＂，中国这边是＂全面否定＂。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对照的视角。差不多同一时期，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访问过中国，也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罗素同样批评过当时的中国人自私、贪婪，但罗素看到了这后面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认为这些问题是由长期的制度压迫所造成的。

而爱因斯坦呢，直接跳到了＂生物本性＂这个结论上。同样是西方知识分子，罗素的分析更客观、更有同情心，也更加深刻。

那爱因斯坦到底算不算种族主义者？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标准答案。

支持＂算＂的一方有充分理由。罗森克兰茨明确表示：＂他多次将其他人描述为＇生物性低劣＇，这明显是种族主义的标志。＂

支持＂不算＂的一方也有道理。在访问远东之前，爱因斯坦就接触过中国学者，对他们评价非常之高。1919年他给好友埃伦费斯特的信中写道：＂或许在这世界只留下中国人时情况才会变好。＂而且他后来的行动确实发生了变化。

1946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林肯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可以授予非裔学位的大学——的演讲中说：＂种族隔离不是有色人种的病，而是白人的病。我不打算对此保持沉默。＂

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爱因斯坦与罗素等人在英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全世界援助中国。到了1951年，当杜波依斯因＂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被联邦政府起诉时，爱因斯坦公开表示愿意出庭作为第一位辩护证人。法官听说此事后，看了看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随即驳回了此案。

人的转变是真实的，但偏见的根子也是真实的。罗森克兰茨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多面性＂的问题。他说：＂我希望人们能看到一个更真实、更有语境感的爱因斯坦形象——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也有偏见，也可能令人不快。＂

更何况，1922年的上海是什么光景？他自己在日记里也写过：＂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并非完全看不见压迫结构的存在。

而且他在上海受到的接待也颇为尴尬——在他的日记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码头迎接他。这与杜威和罗素到上海时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个行程由日方安排，中国方面似乎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种冷淡的接待体验，是否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这层因素不能忽视。

这一发现意味着，爱因斯坦在宇宙学上的一个核心假设，有可能被中国人领衔的团队推翻了。

一百年前他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考能力＂，一百年后中国科学家正站在挑战他理论前沿的位置上。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这大概是看待这件事最诚实的态度：承认伟大，也承认局限。爱因斯坦在面对宇宙方程时，追问因果链条毫不含糊。但面对上海码头边蹲着吃饭的苦力，他用了最粗糙、最不科学的方式下了结论——把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等同于这个民族永久的、先天的本质。这恰恰是种族主义思维最典型的逻辑漏洞。

他没打算让这本日记出现在后人面前。但它出现了，而且不会再消失。它提醒我们一件很朴素的事：能看懂宇宙的人，不一定看得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