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初创时期称谓有没有“工农”两字？这篇文章讲清楚了

1929年冬天，闽西上杭古田的一间旧屋里，几件军用遗物被小心地收进木箱：一面战旗，一支老式步枪，还有几块红布袖章。多年以后，这些袖章被陈列在古田会议纪念馆里，红布已经有些褪色，四个大字却依然清楚——“红军第四军”。有意思的是，袖章上只有“红军”，并没有后来人耳熟能详的“工农”两字。

要弄明白“工农”两字是什么时候加上的，就得从更早的1927年说起。从南昌到广州，从井冈山到上海，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不断调整对武装斗争的认识，部队名称也在几次关键节点上发生变化：先是“中国工农革命军”，随后成了“红军”，最后才统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把这条线理顺，“红军初创时期到底叫啥”的问题，也就不难看清。

一、从国民革命军到“工农革命军”：名称刚开始“脱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局势急转直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判断，决定由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时候，手里掌握的还是原来国民革命军体系中的一部分部队，番号、旗帜、军装习惯，都带着鲜明的旧痕迹。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起义部队当时仍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这是当时客观条件所限。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愈演愈烈，起义军一路南下，部队形势日益严峻。到了10月3日，在广东流沙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名称问题第一次被摆到桌面上。

会上，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传达中央精神，大意很明确：奉中央命令，起义军部队不再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帜，要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开展土地革命，军队名称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据当时在场的干部回忆，周恩来强调，用“工农革命军”这四个字，是要鲜明表明这支队伍属于工人、农民，是为土地革命而战，不再是国民党的附属武装。

从这一天起，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名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得不说，这一步意义不小，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旧的国民革命军系统，在旗帜和称谓上树立自己的政治标识。不过，这只是一种初步探索，名称到底如何规范、是否要在全国统一，还远远谈不上成熟。

同一年年底，中共又在广州组织了一次起义。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中，起义部队打出的旗号更为激烈，旗帜上出现了“工农红军”的字样。起义时间极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仅坚持数日便遭失败，部队大部损失。当时挂着“工农红军”旗号的那支武装，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残余力量被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可见，“工农红军”这一名称在广州起义中虽然出现过，却并未成为随后正式使用的统一称谓，更像是一种短暂的口号尝试。整体看，1927年，从南昌到广州，革命武装的名称从“国民革命军”向“中国工农革命军”迈出了一步，“工农红军”的提法也一度露面，但并未固化下来。

二、井冈山会师：主力成形，但名称仍然是“工农革命军”

到了1928年初，武装力量的布局也在悄然变化。一部分是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另一部分是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的队伍。两路人马的会合，是后来统一称谓的一块重要基石。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历经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师。双方会师后，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原则，以“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合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朱德担任军长，这支部队，后来就是人们熟悉的红四军。

那时的井冈山根据地刚刚站稳脚跟，既要组织武装斗争，又要进行土地革命试点，还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会剿”。部队需要统一称谓，便于指挥和对外宣传，但在名称上仍沿用“工农革命军”的提法。这说明，从1927年流沙会议至1928年春天，将党领导的武装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仍是中央和地方普遍接受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这个阶段的名称虽然带有“工农”二字，却还看不到“红军”的统一叫法。广州起义中短暂出现的“工农红军”，并没有成为全党统一采纳的称谓。总体说来，到了1928年春天，部队的主力已经开始成型，但在名称问题上，还停留在早期探索阶段。

三、1928年“定名为红军”：中央决策让“工农革命军”退场

转折出现在1928年夏天。这一年，中共中央在上海主持全国工作，开始对各地武装进行更系统的指导。随着井冈山、湘南、闽西等地根据地的逐渐发展，中央认识到，简单沿用“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已不太适应接下来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为了让这一决策落到实处，中央很快又做了具体部署。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一封信中，专门对井冈山的军队改造提出要求。信中强调，要把军队改造为“真正的志愿军”，增加工农成分，设立政治部，强化政治工作。同时，信中明确提出，应当“正式改称红军”。

这封信至少传递出两层信息。一是名称要调整，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红军第四军”；二是这不是简单换个名字，而是配套进行军队性质、组织结构、干部构成等一系列改造。名称变化与军队正规化建设，是同步推进的。试想一下，如果只是换个牌子，不改内部结构，就很难承载“红军”这一称谓所承诺的政治和组织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的这个决定，并不是针对某一支部队，而是面向全国。当时各地以“中国工农革命军”名义活动的武装，按照中央精神，陆续改称为“红军”。这让星散各地的武装力量有了统一的称谓，便于中央的军事领导，也有利于在群众中形成统一的印象。可以说，“红军”这个名称，正式走到了前台，而早期的“工农革命军”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在赣南、闽西一带进行的宣传品、布告、命令中，类似的称谓也屡见不鲜。有的写“中国红军第四军”，有的只写“红军第四军”，但无论哪一种，都体现了一个基本事实：在这一时间段，红四军自我称呼和对外称呼，都是“红军”，没有“工农红军”的正式用法。

如果当时正式称谓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按道理说，编号、全称应当印得越完整越好，特别是在正式场合的军旗、袖章和徽记上，更不会轻易省略。袖章上只出现“红军第四军”四字，从侧面佐证，当时的标准用法确实是“中国红军第四军”。

五、1930年上海：会议桌上，多了“工农”两字

那么，“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全称，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正式确定下来的？答案要从1930年春天上海的一次大会说起。

193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地的根据地彼此呼应，红军部队也不再是零散小股，而是逐渐形成若干较大建制。不同地区的部队多以“某路军”“某军”“某师”自称，缺乏统一的编制标准，这对于指挥、补给、调动，都带来不小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专门抽出时间举行了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统一全国各地红军的编制和名称。与会代表来自多个苏区和红军部队，带来了各地的情况、经验和问题。

会上的讨论较为集中。大家普遍认为，红军既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武装，名称上应当更加明确地体现自己的阶级属性。简单的“红军”二字固然有象征意义，但如果在全称中加上“工农”，既可以同旧军队、地方武装划清界限，也可以更直观地告诉群众：这支队伍，是工人和农民自己的军队。

有代表后来回忆，当时有同志在休息时低声感叹：“这样一来，名分也算是名正言顺了。”旁边另一个笑着说：“那以后介绍自己，就不能只说是‘红军’了，要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士。”这种略带轻松的对话，恰好反映了名称变化在普通官兵心里带来的直观感受。

六、统一之后：番号归一，名称演变告一段落

1930年6月以后，随着上海会议精神的传达，各地红军部队陆续按照统一编制执行。原本称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的红四军，先是编入更大建制，成为红一军的一部分，随后又与兄弟部队一起，组建为红一方面军。类似的变化，在其他苏区也陆续发生。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的全称逐步写入命令、公报、布告和各级军队的正式印章。红军战士在对外自称时，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工农红军某部”的说法。相应地，军旗上五角星和镰刀锤子的图案，配以“中国工农红军”字样，也在各根据地广泛使用。名称统一之后，红军的“身份标识”更加清晰。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统一并不只是换了几个字那么简单。对当时的红军而言，统一的称谓意味着中央对各地武装领导权的加强，也象征着部队从地方性、自发性相对较强的“红军”，向在全国范围内整体作战的“中国工农红军”迈进了一步。名称背后，是组织结构、军纪制度、政治工作等一整套建设的推进。

1927年至1928年春天，中共领导的武装多称“中国工农革命军”，如南昌起义余部、广州起义整编部队，以及井冈山会师后的第四军。这一阶段，“工农”二字已经出现，但“红军”尚未成为统一称谓。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工农红军”并不是红军一诞生就固定不变的全称，而是在经历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红军”的过渡后，于1930年才最终确立。古田会议纪念馆里那块“红军第四军”的袖章，恰恰记录了这段过渡时期的真实称谓，也提醒人们，在追溯历史时，不能用后来习惯的统称去简单覆盖早年的复杂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