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歌乐山血色悲剧，为何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你敢信吗？1949年重庆解放只差三天，歌乐山的百余名革命者已经凑齐了五十两黄金的营救经费，解放军先头部队就驻扎在几十公里外，眼看就能迎来新生，这场准备周全的营救却全盘失败，只留下满山血色，成了永远抹不去的遗憾。

这事说起来从根上就带着先天的无解，重庆地下党组织早在一年前就被彻底摧垮了。1948年春天，地下党办的机关报《挺进报》暴露，国民党特务顺着线索摸到了地下交通员陈柏林。本来只是一次针对外围联络网的清查，没想到最后牵出了两个核心大人物。

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1948年4月赶路的时候被捕。他没挨过几句拷打，当场就把所有联络点、人员名单和接头暗号全交了出去，还亲自带着特务去抓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把人堵在街上抓了现行。

刘国定落网之后也立马投降，他给保密局的头子交了川东特委所有核心机密，连地下交通线的完整路线图都给画好了。两个最高级别的负责人一起叛变，整个川东地下党的联络中枢直接断了根。

特务顺着路线图抓人，几个月就抓了一百三十多名骨干，江竹筠和陈然都在这批人里。原来的联络网全废了，没被捕的人只能分散藏起来保命，后来营救的时候，连个正经传情报的中转站都没有，全靠临时凑出来的单线联系，容错率几乎为零。

被捕的人全被关在歌乐山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白公馆原来是军阀别墅，改造成监狱后四周全架了高压电网，根本越不出去。渣滓洞原来是小煤窑，改完之后有十六间男牢两间女牢，常年挤着近三百号人，连转个身都费劲。后来国民党在前线越打越败，大批特务退守重庆，直接把歌乐山的防卫翻了倍。

1949年入秋之后，保密局高层就下了清理在押人员的命令。从9月到11月中旬，杨虎城父子在内的几十号人已经被分批处决。狱外的幸存人员没坐着等死，前前后后启动了四次营救。

第一次计划是策反负责外围警戒的交警第一旅中队长贾佐，贾佐本来就是早年和组织失联的老成员，一口就答应配合行动。好几名外线人员化装混进交警队，摸清楚了暗堡位置和换班时间，连武装突围的路线都画好了。

谁知道保密局内部派系内斗，贾佐突然被撤了职。没了内应打掩护，潜伏的人员随时都可能暴露身份，只能把图纸烧了撤出来，第一次成规模的营救计划就这么黄了。

第二次营救换了思路，想靠舆论施压逼敌人停手。渣滓洞的狱医刘石仁愿意帮忙当交通员，把写着七十多个人的求救信缝在出诊药箱带出了监狱。本来打算寄到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把敌人的屠杀计划曝光。结果信件刚到邮局就被特检处截了，接头人也被捕，这条内线通道直接断了。

狱里的人也没放弃，自己策划了第三次自救。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有高官家属背景的罗广斌最合适，让他写悔过书办假释，出狱之后联络外援。罗广斌一开始不愿意向特务低头，最后狱友们联名写了担保书劝他，他才同意。

谁知道办保释的手续磨磨唧唧拖了好久，等手续走完已经到了11月中旬，留给营救的时间几乎被挤没了。这时候渣滓洞的胡其芬发现特务都在整理擦拭武器，感觉不对劲，赶紧化名写了求救信托看守带出去。

狱外的人急得不行，直接变卖家产凑钱，真凑出来了五十两黄金，打算直接买通看守层打开牢门放人。11月21日黄金凑齐开始疏通关节，谁知道敌人高层早在11月26日就已经下了最后的清理名单。

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差，成了压死所有人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27日下午，白公馆的特务开始按着名单点名行刑，刘国鋕和许晓轩等人先后遇害。到了深夜，渣滓洞的看守说要转移阵地，把一百五十多个人全集中到了楼下牢房。

特务锁上门就用冲锋枪往里面扫射，打完还泼了汽油烧房子，整个屠杀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一百八十多名在押人员全部遇害。整场灾难下来，只有三十五个人活了下来。

白公馆看守杨钦典看出国民党防线已经崩了，悄悄拿出钥匙放了十九个人，渣滓洞有十五个人从燃烧后的废墟里爬了出来，还有一个人在停尸堆里醒过来捡了一条命。三天之后解放军接管重庆，只看到一片烧焦的废墟。

脱险的罗广斌在出事二十八天后，就给上级提交了两万字的调查报告，里面整理了遇害者留下的八条意见。第一条就是要求严惩叛徒，后面还明确提出来要防止组织内部领导腐化，重视干部的作风问题。

这些话没有任何漂亮的理论修饰，全都是整个联络网被高层叛变摧毁后，用鲜血换来的切肤之痛。重庆解放后，两个叛徒冉益智和刘国定藏了一段时间，最后顶不住公安的搜捕压力投案了。

1951年，公安机关查清了他俩出卖机密害死上百人的犯罪事实，两个人和其他同案犯一起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也算是给遇害者告了祭。五十两黄金在当时能买下好几套房产，凑齐的时候距离屠杀开始只剩不到五天。

拿着这笔钱去疏通特务关系，送钱的人递出金条的那一刻，会不会也在担心对方拿了钱反悔？会不会也在怕时间不够？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这场近在咫尺的营救，终究还是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参考资料：人民网 歌乐山渣滓洞惨案历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