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杨虎城妻子病逝，子女们向政府提出一请求，组织批示：同意

一九九三年二月七日，一位九旬老妇在西安病逝。按常理，家属只需照常办理后事。这家人却起草了一份报告，直接递交给陕西省人民政府。

报告的诉求是一项在当时看来明显违规的申请。家属要求将老妇的骨灰迁入当地的烈士陵园。按照我国当时的殡葬管理制度，烈士陵园具有极高的严肃性与排他性。

只有为我国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才有资格长眠于此。这位老妇生前并未参军，也没有在战场上立下战功，仅仅是一位长期在家务农、操持家务的普通家眷。

一九零三年，张蕙兰出生在陕西蒲城县的一个中医家庭。一九一九年，经长辈说合，年仅十五岁的她嫁入杨家。当时杨虎城已娶原配罗佩兰，张蕙兰按规矩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

杨虎城长年在外领兵打仗，罗佩兰经常随军出行。张蕙兰留在老家，负责赡养杨虎城的母亲。一九二二年，罗佩兰因病回乡休养并生下长子杨拯民，张蕙兰接管了产妇的护理工作。

罗佩兰确诊严重传染病后，杨虎城将长子送回原籍，交由张蕙兰单独抚养。一九二六年，西安爆发惨烈的守城战。敌军为逼降杨虎城，派兵前往蒲城抓捕其家属。

张蕙兰提前获知消息，带着婆婆和年幼的孩子连夜转移，在周边偏远村落隐蔽了半年之久。罗佩兰病逝后，张蕙兰全面接管了罗氏留下的一双儿女。

杨虎城的另一位夫人谢葆真由于历史原因入狱。张蕙兰又接过了谢氏留下的几个女儿。张蕙兰自己也曾生育过一个男孩，幼童六岁时因突发疾病夭折。

丧子之后，张蕙兰继续维系家族生活运转。杨虎城在军中的津贴大部分用于部队开销和接济革命同志。张蕙兰极少索要生活费。她勤俭持家，变卖私有财产支付医药费及子女教育费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协同张学良，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一举动为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杨虎城个人的命运走向。一九三七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随后秘密返回国内，刚一入境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逮捕。此后十二年间一直被软禁。

远在陕西的张蕙兰失去了丈夫的音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社会物资极度匮乏。国民政府停发了家属津贴。张蕙兰变卖家中仅存的田产，支付孩子们的学费。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她没有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杨拯民后来能够顺利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离不开张蕙兰在后方的资金支持。

一九四六年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张蕙兰试图打听杨虎城的具体关押地点。由于国民党方面严密的信息封锁，未能取得确切消息。她在西安的住所，长期处于特务监视之下。

张蕙兰行事极其谨慎，深居简出，避免给特务留下迫害杨家后代的借口。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

九月六日，年仅五十六岁的杨虎城，连同次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以及秘书一家，在重庆戴公祠附近被特务残忍杀害。特务使用硝镪水毁尸灭迹，企图掩盖罪行。

噩耗传回西安，张蕙兰没有向地方伸手要钱，再次变卖了仅存的金银首饰，凑足路费和丧葬费。她亲自前往重庆，在当地人员协助下，找到了遗骨。

现场遭到过严重的破坏。张蕙兰在工人的帮助下，依靠残留衣物碎片和特定骨骼特征，确认了丈夫和家人的遗体。她雇佣车辆，将遗骸运回西安。

遗骨运回后，安葬地点成了一个问题。张蕙兰经过考察，在西安南郊长安县韦曲镇双竹村附近，自费租赁了七亩荒地。一九五零年，安葬工程正式启动。

张蕙兰守在工地，监督材料进场。建成初期，她每天拿着工具清理墓区的杂草，修补塌陷。建国初期，地方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陵园曾遭到过轻微破坏。

这座私人筹建的陵园被移交给了我国地方管理部门。陵园得到了官方的持续拨款和修缮。主墓前树立起高大墓碑。张蕙兰在此后退出了对陵园的直接管理。

她先后担任过西安市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极少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建墓经过。她抚养长大的子女，在我国的不同岗位上发挥了作用。长子杨拯民参与玉门油田建设，成为石油工业骨干。

张蕙兰晚年一直和长子杨拯民生活在一起。一九九三年二月，张蕙兰的身体机能严重衰退，进入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她向子女交代了合葬的遗愿。

子女们清楚非烈士身份的家属迁入烈士陵园没有先例。考虑到母亲一生在后方的付出，他们决定如实上报。杨拯民起草了书面材料。

材料中客观陈述了张蕙兰筹措资金、运送遗骨以及自费建墓的全部事实。陕西省政府的审核十分高效。负责查阅档案的干事核对了历史记录，认定张蕙兰是陵园早期的奠基人。

骨灰被安放于杨虎城主墓的右侧。墓穴上方覆盖了青砖和水泥。工匠打磨了一块普通的石头作为她的墓碑。张蕙兰的墓碑上只简单刻写了姓名和生卒年份。

两座石碑并排矗立在台阶最高处。每年清明节，来自我国各地的团体在这里列队纪念。导游会用客观平实的语言，介绍这位老人当年收殓遗骨的往事。

张蕙兰一生活动轨迹并不复杂。十五岁结婚照顾家庭；四十六岁丈夫遇害收殓遗骨；九十岁离世与丈夫同葬。行政指令的变通，肯定了她保护烈士遗骨的客观事实。

烈士陵园里的石碑至今立在风雨中。一个九十岁的老妇人在弥留之际提出那个要求时，她究竟是觉得自己大功告成有资格提要求，还是仅仅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