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记者采访回来住帐篷，不敢想自己成目标，担心丢下孩子

每年5月3日，世界各地都会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本意是重申对记者的保护，以及他们自由报道的权利。

但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这一天承载着完全不同的分量。与其说这是庆祝，不如说它更像是在提醒人们：在一个旁观者与受害者界线几乎消失的地方，见证真相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那里，新闻工作并不是一种可以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职业。它是被亲身经历、被忍受、也被艰难活下来的过程，而且往往同时发生。

多名巴勒斯坦记者在接受《新阿拉伯人报》采访时表示，他们大多一边记录毁灭，一边在自己的生活中承受毁灭。他们不断在记者、幸存者和父母这些角色之间切换，几乎没有空间把这些身份分开。

对36岁的自由记者、三个孩子的父亲穆罕默德·奥马尔来说，这种撕裂感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他没有稳定合同，也没有持续固定的收入，却要同时为多家外国媒体供稿，并负担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其中包括年迈的父母和四个姐妹。战争不仅塑造了他的报道，也摧毁了他的个人生活。

和数百人一样，穆罕默德和家人一再被迫流离失所，从加沙城到代尔拜拉赫，再到汗尤尼斯、拉法，之后又折返。如今，他和妻子、孩子住在一顶帐篷里，而他的父母和姐妹则住在另一顶相隔很远的帐篷中。

穆罕默德对《新阿拉伯人报》说：“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在做记者和做父亲之间取得平衡。每次我出去采访，我都会想：我还能回到孩子身边吗？”

如今，连工作本身都成了一种煎熬。为了找到能用的网络发稿，穆罕默德每天都要步行将近一小时。有时他还不得不乘坐驴车。驴车速度慢、不可靠，而且常常走到半路就得停下来，要么去找乘客，要么去找信号，好让乘客通过电子钱包付款。

他说：“有时候我到得太晚了，或者根本发不出稿子……我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失去这份工作。”他还说：“最让我痛苦的，是想到自己可能会成为袭击目标，把孩子们独自留下。这种恐惧从未离开过我。”

据该办公室统计，另有420多人受伤，其中许多人留下了永久性残疾。还有数十人被捕，另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比如巴勒斯坦电视台的摄影师兼剪辑师马赫尔·阿尔阿菲菲。他试图报道这场战争，几乎为此丢掉性命，而他后续求医的过程，也变成了另一场艰难的搏斗。

马赫尔在加沙北部工作时，左大腿被弹片击中。但这次受伤只是漫长医疗磨难的开始。封锁环境和严苛的出行限制，让他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马赫尔近日才终于获准离开加沙，抵达开罗接受治疗。他在开罗对《新阿拉伯人报》说：“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早就该出境治疗了。但口岸关闭，让我的病情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两年多来，他和数以万计的病患一起等待离开加沙地带的机会，而真正能获准通行的人数非常有限。他说：“每拖延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

马赫尔原本的身体状况就很复杂。他患有银屑病，并长期接受可的松治疗，这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后来，他又出现胃穿孔，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于卡迈勒·阿德万医院接受紧急手术，切除了60%的胃。

他说：“问题不只是疾病本身，更在于我根本无法获得适当治疗。我知道自己在不断恶化，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手术后，希法医院的医生又在他的胃里发现了癌性肿块，需要紧急干预。而当时，加沙医疗系统正因持续轰炸和物资短缺而濒临崩溃。他解释说：“如果我能更早出境，也许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此后，他的健康状况继续下滑，期间还经历了一次未被确诊的心脏病发作，并在不堪重负的多家医院之间被反复转运。直到2026年3月，在同行记者公开发起呼吁之后，他才得以离开加沙接受治疗。

马赫尔说：“即使我最终出去了，那也像是一场迟到的救援。如果口岸能及时开放，我经历的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的遭遇也折射出更普遍的现实：许多受伤记者被困在致命处境与无力提供足够救治的医疗系统之间。

除了身体危险，加沙记者承受的心理代价也极其深重，而且从未停止。

驻加沙心理学家萨拉·马赫迪对《新阿拉伯人报》说：“加沙的记者经历的不是一次创伤，而是一连串持续不断的创伤。根本没有真正恢复的机会。”

马赫迪表示，记者们经常目睹死亡和毁灭，记录下这一切，然后又回到同样脆弱的生活环境中，而他们自己依然处在危险之下。她说，这种个人经历与职业经历的重叠，会进一步加重心理冲击。

她还表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非常普遍，包括长期焦虑、失眠，以及反复重现创伤场景。据萨拉介绍，一些记者已经无法正常入睡，另一些人则始终处于一种持续戒备的状态，仿佛危险从未离开。

而对那些有家庭的人来说，担心自己会被直接锁定为袭击目标，又让压力更重。她说：“记者离开家门后可能再也回不来，这种念头已经变成一种每天挥之不去的执念。”

让危机雪上加霜的是，加沙几乎没有心理健康支持。由于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专业心理服务依然极度匮乏。她说：“很多人都只能独自承受这些压力。”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巴勒斯坦记者工会将巴勒斯坦的新闻工作形容为“一场日常战斗”，理由包括杀戮、逮捕以及对报道的限制。该工会呼吁国际社会确保记者获得保护，并追究针对记者侵害行为的责任。

但对身处现场的人来说，这类呼吁往往显得十分遥远。

尽管风险重重，加沙摄影师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布里亚什仍在继续工作。他带着相机和手机，穿行在废墟和流离失所者营地之间，执意记录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对《新阿拉伯人报》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活在两种人生里……一种人生是和家人一起努力活下去，另一种人生是努力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世界。”

他说：“在加沙，故事无处可逃。记者不需要去寻找新闻，因为他们就活在新闻之中。但当他们讲述这些故事时，他们自己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疲惫和恐惧，还有受伤、失去，以及始终笼罩着的死亡威胁。”

他还说：“遗憾的是，在一个本该庆祝新闻自由的日子里，我们的现实却构成了鲜明反差……在加沙，真相不仅被报道，也被亲身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