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现代文学史的细部

在谢泳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存在“论说”与“掌故”两个传统，前者“重议论和立场”，后者“重事实和人事”。而宫立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实抉微》（以下简称《抉微》），正是一部内在于“掌故笔记之学”传统的史料专著。在此，“掌故”不再是当事者对于事件经历、文坛现状甚至“内幕”的叙述，而指向研究者对于文学史叙事的“微观”重建，力求在史料、细节、考据中揭橥文学史图景的另一重面影。

《抉微》分为两编、九辑，所涉话题甚广，不仅发掘了蔡元培、郑伯奇、茅盾、俞平伯、熊佛西、戴望舒、蔡楚生、唐弢、吴祖光等人的集外文，钱玄同、吴宓、王统照、老舍、施蛰存、师陀、郑敏、彭燕郊等人的集外书信，还对现代文学出版史、传播史及作家写作史、生活史、交游史的若干“史实”进行了钩沉；不仅追求朴学式的“实在”，更注重内容的趣味性，而这正是作者的自觉追求：“文学史不是只有宏大叙事，还应该有历史的细节。本书所收的这些文章，正是文学史的根须，也许太细微，但至少是言之有物的……文章虽然大小不一，但读起来应该会更为有趣，比如作家的交游、记忆、收藏、书法等话题，应该会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趣味的认同与渴求，也先在地决定了作者必将通过“细节”（在既往的历史叙述中隐而不彰的细节自带陌生感与“叛逆性”）来寻访历史和历史中的“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实抉微》，宫 立 著，花城出版社2026年出版

经由书中富于趣味性的细节，文学史不再以一副呆面孔示人。例如，《“三个胖子的剪影”》从徐调孚《闲话作家书法》说起，借助沈从文、梁实秋、曹聚仁关于“文学作家中的胖子”的言说，不仅勾勒了文坛诸“胖”的画像，还呈示出文人交往中的某些意趣，同时提醒读者：即使在1930年代的文坛上（哪怕是山雨欲来的1937年），也不是只有革命的峻急与战争的阴霾。尽管作者行文“有朴学之风，语言朴实，言无枝叶”（金宏宇语），缺少流转的文气，但话题本身的妙趣，仍有“掌故笔记”风味。在笔者看来，文学史如果缺乏毛茸茸的细节与打动人心的温度，所带来的不仅是乏味、冰冷、抽象、空洞等文学史写作中的习见问题，而是“历史”与“人”的双重死亡。研究者以为自己洞穿了历史的本相，然则“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陈寅恪语），故人的声音、遗迹却愈发不可闻、不可见了。在此意义上，近年来日见其盛的“微观史”范式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的挑战。《抉微》作者未必具有相关的理论自觉，却以史料研究者的本能推助了文学史的“微观察”。事实上，作者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反省：“闲话体的‘文人剪影’‘文人事’，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有趣的文坛掌故，我想对于当下千篇一律的文学史写作也不无启示吧。”

作者在《抉微》中展现出的旨趣、方法，离不开“陈门家法”的濡染与传承，本书题目中的“史实抉微”即取自陈子善教授《边缘识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其间脉络，不可谓不显豁。在谈及“为什么要搜集作家的集外文集外书简”时，作者援引了陈子善的一段话：“文学史是一定要做减法的，但是你要做好减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后再减；你不做加法，直接先减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秉持这一观念，陈子善执着于寻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推动了郁达夫、周作人、台静农、梁实秋、张爱玲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历史的支撑”；《抉微》作者多年来倾心于作家集外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并在此书中单独设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一辑，亦当抱此幽怀。此外，“将好玩进行到底”的陈子善还将视野拓至“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等有趣的话题，而这也是《抉微》关注作家“上课记”、作家的书法、作家的收藏等活动的灵感来源之一。最重要的是，相较于单一的宏观研究，“微观”视角的引入不仅属于文学史的“加法”，且有可能有效地调整文学史研究路径、格局的偏颇。

当然，强调“微观”并不意味着取消“宏观”，凸显“掌故”并不意味着回避“论说”，而是冀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平衡、健康发展。片面强调“史料”，可能流于章学诚之所谓“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但对于作为学科共同体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只有史料派的存在，才能保障现代文学研究形成更良好的学术生态”（金宏宇语）。而无论是《抉微》所指向的乾嘉汉学式的文献考据，还是“论从史出”的历史阐释，抑或文献学、史料学的理论建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所不可或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