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率侦察排奔赴唐山地震灾区参加救援，全是用手刨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带领侦察排紧急赶赴救灾现场，用双手一寸寸在废墟中扒救同胞！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承德双峰寺炮兵营房的玻璃骤然抖动，紧接着警铃刺耳。话务员放下话筒，简短一句：“唐山急召，立即机动！”营里不到十分钟便亮起马灯，152加榴炮营指挥连的侦察排先被点到，全员出动。

唐山不算陌生，两年前部队曾在那儿轮训，谁都知道那是一座钢铁和煤矿撑起的重镇，一夜之间塌成废墟，这个概念冲击巨大。排长刘顺手掀开地图，在昏暗灯光下圈出行军路线，司机们检查油路，炊事员往水壶里塞满干粮和茶叶末，没人多说话，却都能感到心口的鼓点越来越急。

下午四点半，车队发动，柴油味和雨味混在一块儿。天边闷雷滚动，盘山公路泥浆横飞，坐在敞篷卡车上的战士被雨水浇得透湿，又不准盖篷布，怕耽误抢险物资装卸。有人悄声嘀咕：“真像赶考。”另一名老兵拍了拍枪袋，“考场在前头”。

夜里十一点，车灯划破山雾，整条车队像一条发光的长龙。休息间隙，大家用冷馒头就着咸菜，几口热茶下肚，马达声再次轰鸣。余震信息不断传来，排里设了一个小黑板，每隔一小时更新一次，数字令人发寒，却也让人保持清醒。

次日灰蒙蒙的天色里，唐山轮廓出现。城门楼已成断壁，铁路桥扭曲成巨蟒，空气里弥漫石灰末和焦气。侦察排刚踏上碎砖瓦，大街忽然传来微弱呼救，大家几乎是扑了过去。没有撬棍，徒手抠；没有手套，汗血一起流。余震把已经松动的梁柱再次摇落，尘土里传来哐啷脆响，战士们却像没听见。

黄金七十二小时，连长只下了一个死命令——能多抠出一个人，就多抠一口气。为了通道不被堵死，士兵排成箭头阵，一层层递交碎石；医疗兵跟在后面，用简易输液瓶吊着刚救出的伤者。值得一提的是，判断埋深时，侦察兵贴地侧耳，听声音位置，再标粉笔点，这套临时办法竟救出二十多人。

第三天午后，水源成了硬伤。城市管网全毁，只能在倒塌澡堂的大蓄水池取浑浊水，高锰酸钾用光了，腹泻病例陡增。炊事班熬的稀粥泛着土腥味，却依然一抢而空。军医临时立了公告：每人每日只分两小勺盐水片，严禁私饮生水。执行难度大，可大家都咬牙撑。

有人情在废墟里闪光。战士李云波扒出一个八岁男孩，孩子嘴唇干裂，他把仅剩半截黄瓜递过去：“孩子，咬一口，撑住！”旁人红了眼圈，赶紧接力抬担架。类似场景不断重演，手掌磨破就包上纱布继续挖，深夜的月光照着一双双血痕斑驳的手。

七十二小时后，抢活人逐渐转向搬运遗体。高温近四十摄氏度，气味难闻到呛喉。指挥部改为集中掩埋：先记录遗物，再装裹白布，运往郊外深坑。侦察排负责车辆调度，每趟装二十具，往返十余公里。有人靠简单口罩挡味，有人鼻腔里塞风油精，依旧恶心欲吐。那几天夜里，营区几乎没人能睡整觉。

八月底，军地联手搭起第一批抗震棚，接着是简易菜市场和临时中学。棚子下砖墙只一米高，上面全是木桁架和油毡，雨一来就得爬上屋顶堵漏。市民自发送来废弃纤维板、废钢筋，连孩子们都递钉子。忙到九月初，第一声上课铃在棚里响起，几名战士在门外守了一整天，他们说想听听书声。

接近深秋，侦察排仍留守排水、清运和勘测工点。那时郝建国常捂着腹部，别人劝他休息，他笑道：“等城里亮起路灯再说吧。”灯亮那天，他却已被抬上救护车，半月后诊断胰腺癌晚期。消息传回，全排沉默。

11月中旬，救灾部队撤回承德。唐山市民送行，衣襟上别满白菊，一位老人握着排长的手复又松开，什么也没说，只是鞠躬。归营时，上级宣读嘉奖：侦察排集体一等功，连队被授予“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奖状递到手里，却比不上那几声含泪的“谢谢”。

这段历经血汗与混凝土尘埃写下的日子，教会无数青年士兵什么叫生死与共，也让一座城市在最黑的夜里重新亮起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