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朝鲜之前,我看了很多攻略,也听了去过的人说“朝鲜穷”。但到底多穷?心里没数。
直到火车开出平壤。
那趟火车从平壤往新义州开,全程五个多小时,一百八十公里,速度慢得像在等什么。刚出平壤的时候,窗外还能看到几栋像样的楼,灰白色的,涂着标语。开出去不到半小时,画风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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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一片连一片的田地。不是那种绿油油、平坦坦的庄稼地,是东一块西一块、被山势切得七零八落的梯田。田里有人在干活,弯着腰,看不清是男是女。没有拖拉机,没有收割机,甚至连头牛都少见。我看了很久,偶有一头黄牛拉着一个木头轮子的车,慢吞吞走在土路上,车上坐着人,低着头,不看我。
村里的房子,低矮,灰扑扑的,红瓦或者灰瓦,有的墙皮掉了露出里面的泥。没有院墙,或者说是用树枝、木板随便围了一下。门口晒着辣椒、玉米,偶尔挂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没有小孩在门口玩耍,也没有老人坐在门槛上发呆。村子安静,安静得像一幅褪色的画。
这一幕,让我想起我奶奶跟我说的,她小时候住的那个村。
后来我问导游李英爱,她给我讲了实话。她说,朝鲜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平壤,一个是平壤以外。平壤是国家的脸,能修的修、能盖的盖、能展示的展示。平壤以外,才是这个国家的身体。身体,不怎么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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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你去过农村吗?”她说:“大学的时候去支农过。”“什么样?”她沉默了片刻,“很苦。”
然后她就不说了。
我理解她不说了。她说“很苦”,已经是能表达的最重的词。
从平壤往开城去的路上,经过好几个城市。那些城市的规模,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的街道。大楼很少,三四层的就是高的了,更多是低矮的民居和沿街的小铺子。有辆卡车停在路边,后面车厢里坐着七八个穿军绿衣服的人,挤在一起,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乱糟糟。那车的颜色褪得发白,后面的挡板用铁丝绑着。
老。啥都老。人老,车老,房子老,连空气里都是旧东西的味道。
晚上,我们从开城回平壤,天已经黑透了。我趴在车窗往外看——黑。什么都不见。偶尔远处有一点昏黄的光,像萤火虫,随即又被黑暗吞没。没有路灯,没有霓虹,没有民居透出的电视荧光。那些村庄在白天还能看见,晚上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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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等车进了平壤,光来了。虽然比不上中国的城市,但至少路上有灯,未来科学家大街的楼体亮化工程还闪着LED。那光亮,在从黑暗里驶来的人眼里,像另一个世界。
我想起在前往妙香山的路上,遇见过一辆客运大巴。油漆剥落,车牌歪了,挡风玻璃裂了一道缝。车里挤满了人,表情木然。他们要去哪,走了多久,车票贵不贵,我全不知道。只是看到那辆车停在路边,一个妇女从车窗探出头,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往下张望。她大概在找她等的那个。
在朝鲜,出远门不是想走就走的。要开证明、要审批、要有事由。所以客运大巴少,火车站小,路上跑的长途车稀罕得像流星。大部分人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嫁过去的那个邻村。
火车上,一个同行的东北大哥跟我聊天。他说:“你看那边,平壤以外的朝鲜,跟咱们八十年代初差不多。有的地方还不如。”
他说的“不如”,不是指物质,是指人。人脸上那种不舒展的、被压着的东西。在平壤你还能看到穿裙子的姑娘在拍照、穿西装的大叔骑电动车——朝气,好歹有一点。离开平壤,那些脸就沉下去了,像水渗进沙子里。
我在朝鲜待了六天,有一个画面最难忘——不是宏伟的凯旋门,不是整齐的平壤大街,是路边田埂上一个老太太。她坐在田埂上,脚边放着一个塑料桶,腰间系着一条褪色围裙,手里端着个搪瓷碗。碗里是什么,看不清,大概是玉米糊或者泡菜汤。她把碗端到嘴边,停了一下,看向我们这辆豪华大巴。眼神不对焦,不是在看谁,是在看“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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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恶意,也没有羡慕。就只是看着。
车开过去,她低头,继续喝她的那碗汤。
平壤是朝鲜让世界看的那张脸。平壤以外,是这张脸背后的那片沉默。
那张脸在笑。那片沉默,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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