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东：“洗耳斋”问学散记——忆念恩师刘泽华

2018年5月8日，刘先生泽华恩师永远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先生，犹有初听先生去世消息时的震惊、悲恸之感，内心隐隐作痛，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先生的书房称“洗耳斋”,取洗耳恭听之意，这恰恰符合先生的人品和气度。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常在“洗耳斋”问学受教，承蒙先生不弃，耳提面命，多有所得，而今感念先生，遂散记“洗耳斋”问学经历片段，以为纪念。

一、未曾见面的相识

我最早知道先生，是从书本上。在大学时，读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觉得这本教材和其他教材不一样，有很多新的东西。后来又读到《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被其中的观点强烈地吸引，于是萌生想成为先生的学生的想法。后来因各种原因，报考一拖再拖，可想法却日益强烈。到1998年，我决定报考南开大学，于是便冒昧给刘先生写信联系，并附上简历，说了我想跟随先生求学的想法。当时先生招收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另一个是战国秦汉史。我过去一直偏重学习研究战国秦汉史，在中国思想史方面没有什么积累。我担心先生侧重中国政治思想史，便在给先生的信中特意说明我想报战国秦汉史。很快，先生回信了，同意我报战国秦汉史，并说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于是，我按战国秦汉史方向做复习准备。在准备过程中，每有疑虑和困惑，我便冒昧给先生打电话，先生亦不厌其烦，悉心解答。有一天，先生竟然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准备得怎样，那亲切劲儿，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就是先生的学生啦!有了这种感觉，我更加努力备考，信心十足。至此，虽与先生未曾谋面，但却有了相识的感觉。

二、考试小插曲

经过充分准备，我信心十足奔赴南开赶考。在没发试卷前，我让自己平心静气，把战国秦汉史的大事在头脑中过了一遍，自忖有一定把握。但打开试卷时一看题目，顿时目瞪口呆，人都“懵圈”(东北话，惊呆状)了。试卷考试科目上写着“中国思想史”,下面是五道大题。当时我脑袋一片空白，两眼发直，头上冒汗，心想，这下完了!我站起来向监考人员说明情况，可监考人员说他们只管发卷监考，别的不管。说话时那眼光流露着质疑，意思是你不会也别找这样的借口呀。我也理解监考人员，这事的确不是他们造成的，也不归他们管。没办法，只好尽最大努力去答题，可由此一惊，我原有的那点思想史知识咋也想不起来。我从小学到大学，经历无数次考试，可谓身经百战，管他答好答坏，从未害怕。可这次是“题不对文”,如果是秦汉思想史，我也可以回答一些，但试题是整个政治思想通史，我毫无准备，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年我落榜了。

考试结束后，我给先生打电话，可先生已经去美国，不在国内。先生回国后，我把情况告诉先生，先生大惊，在电话里一连道歉，好像是他做错了事。先生说他要去找学校研究生院说理，为何把考生试卷弄错，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劝先生不要去，可先生还是去了。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找到研究生院有关人员，说我的考试科目是战国秦汉史，强调问题的严肃性，并一再叮嘱不要再出错。先生笑着告诉我说，他们承认有问题，表示以后绝不再出现此类问题，你好好准备吧，来年一定会成功。我原以为先生出于安慰我，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先生真的去找研究生院，这种负责精神真的令人感动。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这种人品学品都是上品的老师的学生。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当然，考试科目是战国秦汉史。

三、做学问要有大视野，打破学科界限

刘先生认为理论需要实证，学科从属于问题。我入学后，跟先生商量学位论文的事，先生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做选择。我决定搞汉代豪族研究，通过汉代豪族形成和形态演变这一典型案例来验证“王权支配社会”原理。我向先生谈了我的想法，先生十分支持，并希望我通过实证来说明“王权支配社会”。

他说，理论是从事实中抽象总结出来的，更需要用史实去印证。思想史研究不能只从思想到思想，思想史研究一定要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常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并非单一学科所能完成，它需要多学科合作。先生强调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主张打破学科壁垒，将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结合起来，学科应当从属于问题。他说：“划分学科的目的在于提高问题研究的专门化程度，而不是将问题研究限定于某一个专门化领域。”先生鼓励我从秦汉史角度去探索王权与社会的关系，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汉代豪族，最终完成《汉代豪族研究》学位论文。论文的结论是：在中国古代，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控制社会，王权支配社会。在王权一元支配下，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势力，豪族的形成和形态演变是王权支配的结果，权力是起点，也是终点。通过实证研究，我坚信先生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是成立的，这一原理是对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本质最准确的概括。因此，“王权支配社会”不是简单的视角转换或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而是对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方法论。

我的学位论文完成后，得到先生的肯定，2003年出版。后来我又用“王权支配社会”原理完成博士后课题《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也是用此理论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秦汉国家与豪族社会阶层互动研究》,又出版《汉代豪族文化与精神世界研究》。所有这些成果，都与“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密不可分，应该说，这是我在“洗耳斋”求学的最大收获之一。2015年，我回南开参加先生八十华诞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先生还向同门介绍我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汉代豪族研究从具体实证角度支持了“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得到先生的认可，我十分高兴。如果这算是一点儿成绩，也都是在先生的教导、启发和鼓励下取得的，“始作俑”者是先生，功劳也实在应该归于先生啊!

四、向师母请假

我觉得，受业于刘门的人，都会对师母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师母总是站在学生一边，为学生说话，按东北话说，就是护犊子。我读博士时，已经结婚多年，不习惯单身的生活，所以时常回家。可是总向先生请假，又觉得不好意思。为了给先生一个我是好学生的印象，于是便动了心眼儿，想走“曲线救国”。每次一想回家，便跟师母说，师母仁慈，有求必应，一路绿灯。我对师母说，应该跟先生打个招呼，师母却说：“不用，你就走吧，我跟他说。”我想有了师母作保护伞，想必先生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有时想在家多呆几天，也只跟师母说一声就行。时间长了，胆子越来越大了。有一次我回家了，先生有事叫师弟找我，好像是让我去家里谈论文进展，结果我人不在。事情暴露，只好说实话，心中忐忑，挨批评是小事，关键是有事不跟老师请假，目中无师，这错误可大了啊!

我立即返回南开，下车直奔先生家。先生见我来了，也不理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书，我自知理亏，走到他身边小声说道：“刘先生，我回来了。”先生就像没听到一样，头也不抬，根本不搭理我。师母在一旁笑了，大声道：“刘泽华，小崔来了，没看见吗?”听了师母的话，先生说：“坐吧，你是向东往南开啊!”先生一句话，大家都笑了，气氛立刻缓和。我知道先生还是听师母的，师母一句话，云开雾散，“化险为夷”了。我坐在先生旁听他“清谈”,其实心里在想，师父怕师母，还是师母好，心里好得意，至于先生讲了什么,其实也没认真听。后来，我常把这事和我带的研究生讲起，他们听后都哈哈大笑，十分羡慕我和先生、师母的这种亦师亦友亦亲情的关系。

五、有众多“老弟”的可爱的“老头刘”

先生是大学问家，但不是学霸。先生没架子，他和弟子讨论学问，从来都是和蔼亲切，无盛气凌人之感。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会洗耳恭听，侧耳倾听，因为他的书房就叫“洗耳斋”。先生的这种谦和，使弟子们十分随意，毫无拘束感。时间一长，学生们和先生都十分亲近，先生亦和我们以老弟相称。先生和我们讨论学问，常问我们：“诸位老弟有什么看法?”我们私下也更愿意称他为“老头儿”。称“老头儿”不是对先生不尊重，而是包含了多种情感的更高层次的尊重。

我与先生经历了由“同志”到“老弟”的过程。先生第一次惠赠我《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题字是“崔向东同志存正”,时间是1999年11月。后来，先生出版《中国的王权主义》,赠书的题字是“向东存正”,我不是先生的“同志”了。再后来赠书便是“向东弟存正”,落款是“老头刘”。称同志，我感到和先生之间还隔着一层，而先生称我为“老弟”,我觉得和先生有了心灵的契合。我重视“同志”的革命友谊，但更在意“老弟”的精神内涵，称“老弟”意味着先生在心灵上接纳了我(我们),这才是真正进入了刘门。先生去世后，我翻阅先生惠赠我的书，看着先生的题字，回想自己从先生的“同志”变成先生的“老弟”的过程，感慨万千，禁不住落泪，内心深处不停地在说：“‘老头刘’,弟子好想您啊!”我此生能拜“老头刘”为师，幸哉!幸哉!

六、时刻在细微之处为他人着想的“老头儿”

大概是2000年5月，我请先生到渤海大学讲学，师母也随行。快到锦州时，突然下起了大雪。先生看着雪地中的嫩嫩绿芽，十分惊讶，感到新奇，他摇着头连连说道：“东北、东北啊!”我明白他的感叹，说：“过了山海关就出关了，古诗就说‘胡天八月即飞雪’。”先生看着我说：“这雪下得也太长了，来年五月仍未停。”先生、师母哈哈大笑。

快到吃中午饭时，我想在火车上对付一口，下车后再请先生吃大餐。我自作主张，也没向师母请示，便买了盒饭。师母对先生照顾极其周到，怕先生吃不好，想到餐车去吃。先生坚决不去，拿起盒饭就吃，还连连说好吃。我知道，先生不去餐车，还说饭菜好吃，是不想让我难堪。谁都知道，餐车的饭菜能好吃吗?先生在细微之处体谅别人，我们这些弟子都深有感受，也深受感动。

刘先生和师母对我和家人都十分关心，只要和先生联系，先生和师母都一定问及我的爱人和孩子，每一次都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先生、师母关心学生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半点虚伪。先生真诚而又细心，师弟张师伟跟我讲过他爱人的经历，先生给予他们的精神鼓励和支持，感人至深。先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像先生那样对待我们的学生。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给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讲授先生的“王权支配社会”。我告诉学生，这堂课是我对恩师的纪念。这堂课，学生听得最认真，他们不仅记住了刘泽华先生的思想，更记住了他的精神。我要求自己，要尽最大努力把先生的思想和学问传播出去，更要把刘门的精神传统传承下去。

七、大度的“老头儿”

有一次上先生的课，谈起王权对民众的人身支配，我提到先生的论文《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认为先生最早提出“授田”和“授田制”下的“公民”身份及国家控制问题，这对认识战国时期土地占有性质意义重大。但有个怪现象，后来的好多学者在研究授田制时，竟然不提刘先生的文章，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有意不提，在有些人的文章中，刘先生的观点竟然成为他们的首创。我有些愤愤不平，先生却毫不在意，说只要他的观点对学术研究有推动就好，一笑了之。我搜集了相关论文、著作，想要写一篇学术综述，但迟迟没有动笔。后来，有同门对此问题做了学术梳理，摆正了刘先生的地位。

八、拒绝盲从，大胆质疑，勇于创新

先生经历“文革”风雨，他说最大的收获是独立思考意识的觉醒。先生治学不盲从，敢于质疑，在他的研究中处处体现着创新。这种创新一方面来自于不断思考，另一方面来自于对真理的勇敢追求。先生常常鼓励我们要大胆质疑，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先生曾写《史家面前无定论》一文，针对以往史学研究中“定论”对史家思维的限制，对史家面前的“定论”质疑，从认识论上提出“在历史学家面前，没有任何必须接受的和必须遵循的并作为当然出发点的‘结论’与‘定论'”。

刘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学问既向内又向外，它一再强调学问与人生、学问与社会的关系。1989年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后来又发表《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他强调历史学不能只是说热闹故事，历史研究要从机械反映论中解脱出来。历史工作者要有勇气承担社会责任，有几点应该是共同的。其一，要对历史求“真”。不仅要有才、学、识、德，还要有“胆”。其二，应该做出价值判断。在复杂的历史面前超越价值的“历史认识”是不存在的。其三，史家的责任是为人们对自己命运的认识和领悟提供一个参照系。所有这些都说明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关注主体意识，这使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多了一份清醒和自觉，体现了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彻底摆脱了历史研究的教条主义。

刘先生对历史的思考，是以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为前提的。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单独或曾与他人合写过多篇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文章，如《增强历史研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论纲》《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性认识》等，在历史学理论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这些问题都属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我长期讲授“史学概论”课程，多次阅读先生的关于历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受益颇多。学界对刘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十分关注，对其历史学认识论等一系列研究重视不够。实际上，先生的一系列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思考，对当时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的构建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先生门下问学三年，收获很多。我毕业后，先生也一直关心我。我遇到一些困惑，也和先生说，先生总是积极引导。有时我懒惰，不常跟先生联系，可先生却常给我发邮件，关心我的各方面情况。我疏于和先生联系，过莫大焉!去年我完成教育部项目《汉代豪族文化与精神世界研究》书稿后，想请先生写序，谁曾料到，信未发出，却接到先生辞世的噩耗，真乃遗憾!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先生走了，但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士”,先生的人品风骨令人钦佩，高山仰止。先生的学问扎实厚重，透彻深邃。“王权支配社会”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最本质的揭示和极具洞察力的透视。它不是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抽象提炼出的历史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性。

我和爱人专业不同，读书少有交叉，但有一本书我们是共同读完的，那就是先生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记得那段时间，我和妻子在每晚夜寝之前，都要读上一段，边读边回忆和先生的历历往事，常常掩卷唏嘘……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

2018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