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文盲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厕所，只怪他们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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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城市的一些厕所或洗手间，不写“男”字或“女”字，直接画一个头像或身像，男头像或男身像就是男洗手间，女头像或女身像就是女洗手间，有的画得一目了然，容易辨识，有的画得太艺术或太潦草，不男不女，得瞅好一阵才能识别，觉得还不如直接写上“男”字“女”字容易辨识。

这让我想起往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的三爷、五爷和父亲到兰州城卖苦力，都是不识字人，满大街找厕所找不到，有时就在厕所跟前不知道那是厕所，人家指出说那是一个厕所，走到跟前又分不清哪是男厕，急得团团转。厕所写一个“男”或“女”，对于不识字人来说太麻烦。

你说问人吧，也不好问，天水农村人都说“圈”，不说“厕所”，到了兰州城你打听“圈”，好多兰州人听不明白啥意思。再一个，好不容易解释明白了，碰上城里的一些年轻人恶作剧，故意颠倒着指，把女厕指成男厕，让你出洋相，他们在一旁哈哈大笑。

你还可能说，你跟着男的进就行，这对识字人来说好办，认定这是厕所才跟进，可是，对于不识字人来说，人家出出进进的就一定是厕所？不一定吧，出出进进的门道太多了，他们还是迷惑。

三爷、五爷、父亲以前在村里说起兰州找厕所的为难事，都是辛酸口气，怪自己不识字。

90年代进城的农民工多数才是识字人，才是找厕所容易了，可新问题仍然有，就是城市有的厕所收费，一次一毛两毛，农民工往往是一年一结算工钱，平时身上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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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七八十年代城市厕所除了写“男”和“女”，也画上男头像或女头像，就方便不识字的农民工，那时候天水农民工百分六七十不识字，“前30年”上不起学的。可是，城市的管理者就意识不到如何方便文盲农民工，意识不到挂一个性别头像。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思考了几个，不知对不对。

一个是那时候还是浓厚的计划经济氛围，即便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但计划经济仍然是较大的冰山，计划经济没有服务意识和市场意识，“客户群体”是笼统的，不是细分的，具体在厕所问题上细分不出来文盲农民工这一“客户群体”。再者，计划经济的氛围是没有创新意识，习惯于沿袭以往的做法，即便厕所的性别头像在他们脑子里都是不会萌发的。

一个是那时候还是一元思维的“文字至上”时代，容易成为“文字特权”。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它的载体是多元的，可以是声音，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图像，但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扫盲运动”中将文字的功用拔到最高，有意无意地服务于识字人，忽视不识字人，厕所标识就是一个例证。事情的反常是，有时候文字普及了一些，可是文明并没有相应地扩容。

一个是封闭着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尽管80年代初期开放了，那只是相对前面30年，整体上只开了一条门缝，至于达到开门的程度是后来的事。事实上，1920年代维也纳的厕所就有图像标识，专门给不识字的移民工人服务的。如果我们是开门的开放，外来信息采集容易，七八十年代也学人家在城市厕所有性别图像，方便文盲农民工，可我们是封闭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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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思考这三个原因吧，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没。

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

七八十年代文盲农民工进城找不到厕所，三爷、五爷和父亲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怪自己不识字；

我呢，是从国家层面从城市层面找问题，怪城市管理者，没有千方百计想办法为不识字人服务。

（作者：李成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