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丨如果已经看清一切，为何还这般心慌？

你为何如此心慌

演讲者丨项飙

本文选自学者项飙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如果已经看清一切，为何还这般心慌》，从社会现象切入，讨论了一种“抓住”的焦虑。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拼命努力，试图去抓住心目中那唯一重要的“真”东西：钱、分数、KPI……项飙认为，要走出这一困境，应该把“抓住”这一动作转变为“拉网”——在与生活的互动中感知它的重量。

“你站在一只渔船上，这是我对它的一点想象发挥，这只渔船本身是波动的、颠簸的、不稳定的，海浪可以是很汹涌的。你拉着网，网里有什么你不知道，但你知道网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鱼有虾，有石头，有垃圾，有沙。这一切都在海下，你不知道。但是你在拉那个网的时候，他说，你在拉的过程中感到了网的重量。”

1

关于抓住的挣扎

今天要讲的一个关键想法，是“抓住”。当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有越来越多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往往有更强的一种欲望，想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抓住一个东西一看，有时候又觉得它是很空的。所以就会形成更大的焦虑，于是更要去抓住。这种关于“抓住”的挣扎，是我想和大家讨论的。

我们先从一位叫老黄的、六十多岁的人开始讲起。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杭州的农贸市场，而这位老黄是在温州的菜市场，在我父母家附近卖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早上大概不到四点钟就要起床，开着自己的车到城郊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进货。进完货赶回到城区，在五点之前就开始开张。这还是最晚的，一般的话他三点钟就要出来，四五点之前就开张卖菜，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聊，您那么大年纪，这样等等。

他说：“有什么办法？这年头，只有钱才是真的事情。我现在是卖命赚钱，希望今后我可以拿钱买命。”

他的言下之意，其实也是（牵挂）家里孩子的事情。在他的设想中，孩子还得靠他供着。而且这可能也透露出一种（隐忧）：如果没有钱的话，那跟孩子的关系可能也不好维持。所以他说，“只有钱才是真的。”

他说的这个话，显然有些矛盾。在他的脑子里，显然“命”是更真的。他强调自己现在是在卖命赚钱，今后要拿钱买命，说明“命”才是更真的。但是对于他来说，钱是他可以抓得住的。在他对于生命的安排上，钱是现在唯一可以抓得住的。所以他说：“只有钱才是真的。”

他这个说法，比方说在学生来讲，往往会觉得“只有分数才是真的”，这是他能抓得住的东西。那么在公司里面，或者在一些公务机构里面，人们也会说“只有KPI才是真的”。

我们今天在座可能有不少年轻的老师，那也有一个说法，也就是“只有发表和课题申请才是真的”。一位年轻老师跟我说，领导就跟他说：“你不用说别的，唯一有效的东西，关于你今后的升迁也好，关于你的校级评定也好，也就是你的发表和课题申请。你只要拿这个来，其他的都没用，只有这个是真的。”所以你经常听到老师们这么说：“只有发表是真的”。

当老师们说“只有发表是真的”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在说三件事情。

第一，这是一种描述。他说“只有发表是真的”，是指发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关于升等，或者说你要拿到 Tenure（终身教职），发表现在是最重要的指标。而且发表——至少以前是，我不知道现在——以前好像是真金白银的，你发一篇C刊文章就可以拿到多少奖金，好像每年也有浮动，所以这是一个很“真”的东西。

第二个意思呢？老师们说“只有发表是真的”时，其实也带着一种批判。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规则其实是不合理的，是现在的体制认为只有发表是真的。但他内心想表达的是：“其实我不同意，我觉得还有别的东西可能更重要，比方说我对思想的追求，对问题本身的关心。”所以，他说“只有发表是真的”，其实暗藏了对这种管理体制的一种批判和保留态度。

第三，它还有一层意思。他说“只有发表是真的”，其实是在提醒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告诉自己：“你，也就是我自己，一定要记住，只有发表才是真的，不要多想别的。我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唯一真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自我告诫、自我提醒，以此来使自己和所处的环境、世界达成某种协和。

所以，“只有 XX 是真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表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它里面包含着好多重矛盾。

“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我一定要抓住”，这表现出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当人们说“我一定要抓住一个东西”时，往往意味着他其实是不想“躺平”的，他要继续努力去提高。

但同时呢，他抓住的东西，往往又让他觉得非常空虚。继续以“发表”为例，当老师说“只有发表是真的”时，很可能一转头就会觉得，这些指标到最后可能都是空的，它们并不是真正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所以，他一下子又会陷入一种虚无和无力之中。

一方面，他非常积极、有能动性；但同时，他又很容易感觉到虚无。一方面，他觉得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可以抓；但同时又觉得，这个可以抓的东西其实非常难抓。

那这个过程，这种要“抓住”一个东西的过程，它是一种挣扎。它是要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存在，形成一种控制的挣扎。我觉得这个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前面你说是那个“真”还是这个“真”，这个挣扎过程本身可能是最“真”的。

为什么说这个挣扎过程本身最“真”的？因为从你的经验上来看，其实正是这样一个挣扎：不断地觉得要抓住，抓住以后又觉得心慌，不知道这实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经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你不把它看作一个过程的挣扎，而是只看某一个片段——比如说，当他说“只有发表是真的”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而且这句话跟他的客观事实是符合的，因为确实有这么一个社会力量要求他这么做。所以在那个片段里，这对他来说是很真实的。

但另外一个片段，比方说他突然觉得有一种虚无，想要批判，他说：“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都是空的。”那一刻他也是真诚的，也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他的每一刻，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它都是片面的，但同时又是真实的。

如果你只针对他的某一个片段去说：“你不要认为只有发表是真的，还有别的事情也很重要。”那第一，他其实完全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下一刻他自己就会去反思。第二，这其实并不能对他形成太大的帮助。因为在那个场景下面，对他来讲那一刻最真实的东西就是这个片面，这个片面的东西在那个具体场景下就是最真实的。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思考者、社会研究者，最重要、最可以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些不同的、“真”的片段放在一起，让人看到：“其实，你自己是在不同的这个“真”之间来回翻转。”

这种翻转，当然可以说是焦虑和痛苦的来源，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很割裂。但是，也是在这个翻转里面，你看到了人的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是看到了里面的一种光辉——它包含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精神。也许正是靠着这样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动性，我们可以找出一条出路。

那这就回到了我一开头说的，我们的一个思考场景——像今天晚上。我们不是对他的某一个片段做出判断，而是把这几个片段放在一起，像几个片段叠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一个思考空间。

其实，我们在经验自己生命的时候，也都不是说按片段式来经验的，也都是一个空间性的。空间性就是多维度，各个维度之间，它不一定都能够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中间是有矛盾的、有交叉的、有摩擦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立体。

那今天晚上我的讲座，就是讲这个挣扎过程在实践当中是怎么浮现的。我大概想从四个方面来讲，关于「抓住」的这个挣扎，它是怎么在实践当中浮现出来，然后被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感受到的。

第一，你要“抓住”，为什么会有一种要抓住的愿望？这个控制感从哪里来？

第二，你要抓住一个东西，那这个被抓住的东西它是怎么浮现出来的？好像有一个东西浮现出来，你觉得：“它就是那个最真的东西，是可以抓的。”

第三，你要抓住某一个东西，也就意味着其他的东西被认为是不那么重要的。当你说只有某一个东西是“真”的，也就意味着其他很多东西就不太那么真。所以，一个“真”的浮现，伴随的过程是其他很多东西被处理为“不那么真”。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第四，对外的“抓住”的愿望，特别是在这个挣扎之中，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自我对自我的抓住，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不断地觉得自己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时候会有一种比较……不一定说是自我戕害吧，反正它是一种带有自我破坏性的要求。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挣扎局面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把这四个方面放在一起，总的一个线索，我看到的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很多社会矛盾——或者更精确一点讲，是有矛盾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这里不是个名词，我指的是社会生活被组织起来的方式，互相之间有矛盾。然后，这种矛盾直接转化成了个人内心的矛盾，成为了个人内心的挣扎。这是我对现在状况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描述。

那么，这在理论上该怎么论证，我现在还没有太想好。但是从现象层面上看，就是社会层面上的矛盾直接转化为了内心的矛盾。

这意涵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包括个人的、人际的，也就是在日常人际和个人层面上——形成一种能力，能够面对、化解，有时候（甚至是）抵制各种社会矛盾，不要让社会矛盾直接转化为内心的挣扎。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具体例子里，能够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也是很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

2

为什么要抓住？

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觉得一定要抓住一个东西的（愿望）？好像是生活失控了，一定要控制住。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好像是非常直观的：“中国社会变化太快，所以我们就觉得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都是见所未见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很迷茫。”

这个说法直观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如果做个历史比较的话，我觉得是不太成立的。其实今天的中国社会，你不要跟1949年或者1840年比，哪怕是跟1978年比，哪怕是跟1992年比，或者跟2000年——也就是我们加入WTO时——比，从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上来看，现在的变化速度很难说比以前更快。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的变化速度是在下降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很多焦虑并不是因为变化太快，相反，是因为变化太慢。比如经济下行、机会减少等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变化太快，导致我们迷失了方向。它是有别的、更加具体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有一个悖论：其实中国不仅是最近这十年、二十年期间变化速度在变慢，而且中国社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正规化”趋势。正规化，就是它的规则越来越明确。比方说，原来我们有大量的非正规经济，你可以做小买卖，不用管各种法律法规，也没有执照；但现在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管理越来越到位，规则越来越明确。我们从上学开始，所经历的人生规划也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这样明确的规划之下，人们反而觉得生活越来越失控。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悖论：为什么在规则越来越明晰化的情况下，我们反而觉得失控感越来越强？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控的东西——比方说分数也好，KPI也好——这些东西越多，我们失控的感觉反而越强？

我觉得，现在这种“要抓住”的愿望之所以那么强烈，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跟中国这四十年来迅速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下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大量投入，还有全社会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有关。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教育的大量投入，确实塑造了年轻一代的人生态度。他们觉得有一种很强的能动性，有很强的愿望说：“我要控制我自己的生活，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来，活出自己的人生。”

他们往往希望对这个社会看得很清楚，在把握得非常具体的情况下去活出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们读书很多，所以愿意去分析、去定义。这不像我们以前——特别是，因为我做农民工研究——他们说那你是“先生活再分析”，而不是说“看透了世界，才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但是年轻一代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有一种很强的（执念）：“我要看清一切之后，才能够决定我怎么生活。”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增长，人们个体的主体性变得非常强。

第二个原因，就是前面讲到的，整体的中国经济的“正规化”。正规化使得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能够被“规则化”。比方说，你很容易画出很多图表，很容易规划出一条路线。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社会生活比较容易被“物化”。

所谓物化，就是你把社会生活想象得有点像机器一样——按这个按钮，这件事情会发生；按那个按钮，那件事情会发生。一条条路线是相对明确的，已经存在于那里。社会不再像是一片海洋或者一片丛林，需要你去探索，不是这个感觉。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也有所变化。

第三个原因，我们的这种失控感，以及特别想“抓住”一个东西的愿望，当然跟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关系。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人们觉得机会越来越少，当然会产生一种直观的恐慌感。更重要的是，对年轻人来讲，长期以来他有一种预期，觉得：“我这么努力学习，顺着这条已经规划好的道路往前走，走到这一步，我必然要得到某些东西。”结果走到这一步，发现并没有得到预期的东西。

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很有意思的。他走到这个程度，突然发现自己原本预期的东西没有得到时，他并不觉得这好像是社会没有保成对我的承诺，或者是长辈、社会对我的承诺不成立。他的感觉往往是：“我现在看清了社会的真相，我现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

越是在艰难的情况下，越是在一种失望的情况下，他越会觉得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更“真”。仿佛原来的那种希望、憧憬和兴奋都不太真实；只有在一个让人感到相对郁闷的境况下，那个“真实”的东西才会更庞大地浮现出来。

这种“真”的感觉，有它的道理。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是他没办法去抵挡的，那个东西的重量比他大得多，是凌驾于他之上的。是他必须要服从那个东西，而不是那个东西顺从他的旨意，所以那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变得很真。这个“真”是带有一些压迫感的。因此，他就会觉得：“我一定要抓住一个东西，抓住一个‘真’的东西，来让我平稳度过这个不稳定的时期。”

在这样的过程里，我想用“年龄焦虑”做个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宏观的变化——就像前面讲的，宏观上社会组织方式的矛盾——是如何转换到个体身上，最终导致个体焦虑的。

如果你去问现在的年轻人：“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焦虑？为什么觉得现在好像是‘一步错，步步错’？”很多人有这种灾难思维，觉得这一步要是搞错了，就永远搭不上这班车了，以后所有的车也都搭不上了，所以要步步小心、步步为营。人们经常讲到的一个理由，那就是年龄。

“如果我没有在35岁之前达到一定的成果，那就基本上完了。”不管是在学院体系里的升等，还是在公务机关里，好像觉得35岁达不到处级或者副处级，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更不要说在科技企业、所谓的‘大厂’里面，35岁达不到高管级别，就很容易被裁员。

这样的一种“年龄焦虑”，当然是非常真实的。为了在特定的年龄达到既定目标，你确实要非常小心地规划自己的每一步。那么，怎么样去理解这种年龄焦虑？我们知道，在年龄焦虑背后，有着非常直接的原因（制度根源），因为很多制度是这么规定的。比如前几年申请博士后，或者申请某个职位，都有明确的年龄规定，大于多少岁就不能申请了。

这也是我的一个工作方法，我就去问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定？”

因为从国际上看，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直接放开海选呢？反正谁最适合就选谁，为什么要设年龄限制呢？我听到的很多反馈是，这当然有它的道理。有一位朋友就拿运动比赛作为例子，他说：“运动比赛不也是分年龄组的吗？你不能让高龄的和低龄的放在一起比。”而且，更重要的一个说法是：为了“公平”。

他说：“如果按年龄来组织竞争，至少能保证你在自己的年龄组里有一次机会。如果打破了年龄区分，真的去搞海选，那么赢者可能永远是赢者，其他人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了。”

所以，它是有它的道理。这就是我所谓的“社会生活怎么样被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利用年龄来进行划分，确实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如果没有年龄限制，确实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

但它也造成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通过这种按年龄分组的竞争模式，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这有公平的一面；但显然，这也把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把整个社会的竞争组织方式变得更加单一，因为更多的人都在一样的游戏里竞争。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后果就是：一旦你过了这个年龄，你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但这个时候，这种负担、这种失败或者失落，就完全变成你个人的事情。我们在访谈当中有的人说：“过了40岁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这能够怨谁？就是我当时在33岁的时候没有成功，那现在这是一个生物事实，我超过35岁了，我就只能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它是有一种很强的机制，把一个社会性的组织方式转换成了一个个人事件，甚至是一个生物性事件。

这造成很大的一个紧张，然后就出现各种压力。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就是“害怕后悔”。他说，做一件事情其实是不能够保证这件事情是否有效，但是他有的时候要去做，就是因为：“我要是不做的话，我有可能后悔。” 而后悔这种心理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后悔是不可逆的。很多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消失；但后悔有可能是相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沉重。后悔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感受。但有意思的是，他不是真的“在后悔”，他是“害怕后悔”，他是对这个后悔做了提前的预测。这显然是对他现在就一定要去抓住、一定要去控制的心态，是有一点强的推动。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强的、要“抓住”的感觉。是从宏观的历史变化，转换到个体内心的冲突。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要抓住什么？

要抓住什么？我想用考试作为例子。人们最后要抓住的东西，是那些能够建立起比较简单的因果联系、建立起比较简单的一个所谓“正向反馈机制”的东西，从而让你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有效的，进而达成一种控制感。

我为什么以考试为例？一方面，考试是我们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实践。不仅是在学校里的学习，现在甚至在参加工作之后，你也要面临大量的考试，甚至是竞赛。也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让我印象很深，后来我跟别人聊，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大家的印证。很多人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痛苦，觉得考试很苦；但是出了社会，我往往是留恋考试的。”有个脱口秀演员叫鸟鸟，不知道大家听过她的脱口秀没有，她就讲了一句话：“凡是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如果这是一场考试该多好。”

什么意思呢？我就问大家：“你们不是都很痛恨考试吗？为什么好像还希望考试？”

他们说：“考试非常好。因为它给我一条非常清晰的因果链条，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正向反馈机制，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只要我努力，成绩就能上来；成绩上来，我就能得到正面的反馈。”

这个图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导致大家几乎对考试产生了一种依恋。这种依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正向反馈关系上的。

他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考试）是“真”的？这个“真”，其实是指行为的有效性。当然，考试的这种“真”，跟生活里更加广义的“真”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机械性的因果链条。但是现代社会，可能就是把很多社会生活化解为了无数个这样短线的正向反馈机制。

这个机制往往又让人觉得心安。所以他要抓住什么？要抓的，比方说就是考试分数、KPI等这一类的评价机制，因为他确实能在这里获得有效性。但是，在获得这个有效性的同时，其实又化解（消解）了其他的东西。

化解了什么呢？这就牵涉到第三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真”的，那其他东西呢？其他东西是怎么样被处理为“不真”的？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是我初步想到的，也想听听同学们的想法。我觉得张雪峰的例子，可能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张雪峰关于高考志愿以及人生规划的辅导，或者说他的建议，之所以会如此受欢迎，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他的很多建议反映了更大的社会矛盾。在中国，家庭和年轻人依然觉得学历非常重要，但是一转头又觉得学历并不能带来什么，这是一组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读书可以改变人生，而且是一定要通过读书改变人生，但是一转头，又觉得读书不能改变人生。你的家庭出身、你的城市或者社会背景可能更重要，（这是另一组矛盾）。

张雪峰的作用，其实就在于他针对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矛盾。

↑张雪峰

然后他提供的是什么？他提供的就是，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能够“抓住”的东西。所以他给你的建议非常具体直接。比如：“家庭出身不好别学医；要学新闻，打死也不让他学。”当然，他用的语言比较极端。

所以，他是把这样一种社会矛盾，直接转化为了一种非常可以“抓住”的建议。那这里又导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家长和学生会觉得这种简单、能抓住的建议特别有效？

其实我觉得背后还有一个原因：不管是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对于作为生命经历、或者说作为生命经验的“学习”，是非常淡漠的。大家在填志愿的时候，好像很少去想象：“这个学科学起来大概是一个什么味道？我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会做哪些事情？每一天要做的是哪些事情？这些事情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很少人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经验的感受去想象教育。教育完全被化解为一个志愿的填写；而志愿，通过张雪峰的计算，就意味着这个或者是那个。

所以他觉得那个东西“真”，觉得张雪峰讲得非常有道理，能给你一个非常简单、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但它的前提是，学习的其他维度的消失。

这我们就可以讲更多。比方说，我们学校里的时空安排——不仅是中学，现在还有大学——它的时间、空间安排，确实挤压了大量日常生活中最正常的人际关系和身体感受。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也是一位985大学的老师告诉我的。他说他现在对着两百多人的大教室上课，上了45分钟后，他说：“中间我们休息15分钟吧。” 除了几个人去上厕所，几乎没有一个人动。只有他自己出来走了一圈，其他的同学还是坐在教室里，继续看着平板或者手机。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看起来是很细琐的一件事，但它确实说明年轻同学对于空间的感受已经变化了。那位老师之所以想出来走一圈，是因为他出去走的时候能看见花，看见草，感受到风，听见鸟叫。如果你长期对这些东西无感的话，那当然还是顺着惯性继续看平板、继续看手机更加自然。那么那些风、那些草，都变成了“不那么真”的东西，你可能觉得那只是“风花雪月”，讲讲而已。而更“真”的东西，可能是我继续要在平板上做些什么，或者要把这个表格填完。

所以，这种空间的组织方式、人际关系的组织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很大）。我们知道在中学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现在在访谈中，很多年轻人经常觉得有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他中学读书的时候，亲人去世他是不知道的。因为家长会隐瞒——不仅是去世，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隐瞒。

因为在人生当中这种很正常的“无常”，在当时看来是对学习的干扰，它们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因为当时只有“考试”和“分数”才是真的，所以那些东西都要被压制住。当那些东西（生命中真实的经历）被压制住之后，你当然会觉得，只有考试的分数才是值得（抓住的）。另外还有很多例子。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比较爱交朋友。他的父亲就告诉他：“你现在在中学交的朋友，都不太值得你去花那么多时间，因为它不是太‘真’的。过两年你们各奔东西，朋友全散了。你现在就是要抓好学习进入大学。到了好的大学，那里的朋友才是真正高质量的朋友，因为他们是高素质的人，才会对你更加有帮助……”这个是非常现实的。然后你在那样的考虑下，当然这个友情、关系都是变得非常模糊。

所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东西显得那么重要，显得那么值得去“抓住”，是因为其他的东西被想象成了“不太值得被抓住”，甚至你都感受不到了。你感受不到那个环境、或者那份友情；如果你没有那种强烈的感受，你也就无所谓抓住或者说留住。

03

“大我” vs “小我”

最后，在这样一种要“抓住”的挣扎里面，我在实证的访谈当中了解到，最后往往会引向什么呢？在青年群体里面有这样一种情况，它会引向一种自我对自我的控制，自我对自我的“抓住”。

因为他想对外抓住什么，觉得很难；又觉得必须得抓住，但抓住后依然觉得难。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觉得：“我必须要强大，我必须要更加强大。”但他的强大，是怎么样的强大？强大可以有很多种，比方说，循序渐进地、不断滋养地成长，也是一种强大。但是，顺着前面讲的那种正向反馈式的、对外要把各种社会生活物化之后再去“抓住”（的逻辑），他的这个强大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

用我的另外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大我”对“小我”的抓住。“大我”是说：“我要进步，我必须要优秀，我要在多少时间里获得什么样的成绩”；而“小我”是那个脆弱的，是会哭的、会疲劳的、会生病的。好几位朋友都跟我这么说，在我的访谈案例里，她们全部都是女性。

她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大我”对“小我”。然后“大我”会对“小我”的嘶叫：“为什么你那么弱？为什么你会生病？”如果成绩考不好了——这非常普遍，真的是非常普遍——不仅是成绩考不好，一道题做不出来了会惩罚自己，去操场上跑八百米。或者像今天上午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在中学的时候，如果一次月考没考好，他会惩罚自己连续吃一个月不好吃的饭。

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性的、断裂性的（举动）。听起来有一点可笑，但是我觉得它背后的道理又是比较深的。当你想要这样自我对自我进行控制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中间会产生很多冲突，因为人的身体、情绪是不容易被这么控制的。这个时候，他往往要通过一种道德化的冲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惩罚自己？他其实是在告诉自己：“你不够好。”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通过这种自我惩罚，来化解内在的冲突。就是“大我”想要对“小我”进行控制，但是又很难。所以到最后，他把这转化成了一个道德意义上的问题：“是我没有做好，我感到羞耻，我没有负责任，所以我要对自己进行惩罚。”

当然，这也不是说完全普遍的现象。但至少在一部分的年轻朋友里面，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显然，这造成了很多的心理压力和焦虑，同时也造成了大量浪费，心情、时间、精力上的浪费——如果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抓住的其实是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东西。然后同时又变成了一个“自我抓住”的撕裂状态。

所以到最后有什么办法？我觉得首先一点，可能是一个比较清晰的、综合性的，把这个挣扎的过程讲出来，也许是第一。那今天我做的是这第一步的第一步，就是启动，先做一个轮廓的白描。我很想听听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对。

第二个想法就是，怎么样可以走出这个（困境）？我想提供一个意象。关于“抓住”的这种欲望，本身我是觉得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要在生活里面建立自己的一定秩序，建立自己生命的秩序，要做成一定的事情。你确实是要抓住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抓住”的具体方式，可能是值得探讨的。

↑普库斯特

所以我这里想提供一个意象。它是更加文艺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那是本雅明对于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的评论。他说，那部小说写了那么多东西，最后给人一个什么感觉？他说是一种“拉网”的感觉。

你站在一只渔船上，这是我对它的一点想象发挥，这只渔船本身是波动的、颠簸的、不稳定的，海浪可以是很汹涌的。你拉着网，网里有什么你不知道，但你知道网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鱼有虾，有石头，有垃圾，有沙。这一切都在海下，你不知道。但是你在拉那个网的时候，他说，你在拉的过程中感到了网的重量。

一个非常精妙的意象：你在拉网的时候感到了它的重量。

第一，你感到的拉网的重量，是因为你在拉，这个重量才生成。拉网产生的重量，跟你拉一块石头或者拉一块铁块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因为网里面的重量，它本身是多样的东西构成的。里面有石头有虾，你能感觉到它在跳，在波动。

第二，当你在水里开始拉、感受到那个重量的时候，正是因为你在拉，那个重量产生了，你会觉得你可以站得更稳、站得更住。你在作用于这个世界，你在用力，然后这个世界也反作用于你。在这样一个高度波动的状态下——浪在动，船在动，网里的东西也在动，而且你还不知道网里有什么，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拉（网的过程之中），你把东西拢在一块，当你把作用力施加给它的时候，你产生了一种很坚实的存在感。你觉得你可以站得住，你可以跟这艘船、跟这个浪相互作用。

所以，这样的一种网式的“拉住”，跟我们前面讲的那种“抓住”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前面的“抓住”，是把社会生活简化为几个特别明确的、在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量化的、非常容易比较的指标性东西，然后去追着它；而不是直接跟自己的各种经验、跟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相接近。

也许到最后，我觉得这种“抓住”背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前面说的，它把社会矛盾转化为了（个人）内心矛盾。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一种我称之为“双向物化”。

它把社会生活想象成是一个物件，像一台机器一样；同时，它把个人也想象成是一个封闭的、非常自主的，且充满能动性的主体。它觉得这个主体是可以看穿世界、看透世界，然后对世界进行控制的。但在现实当中呢，他又觉得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好像机器或巨石一样的东西，你看不透它，它却作用于你。这样的一个等于是，个人与社会分裂的“双向物化”关系，可能是造成我们这种“抓住”的危机或者困境的一个原因。

那“拉网”的这个状态，就跟这种“双向物化”的方式不一样。“拉网”意味着，我、网、海洋和海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之所以能联系在一起——这里我的主动性也非常重要——是因为我要去拉它。正是因为我去拉它，这一切互动才得以形成。

我的分享就先说到这里，很期待大家的反馈。

文字选自项飙浙江大学讲座文字版，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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