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大屠杀，主席和蒋介石得知后，都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1938年1月上旬的寒风刚刚刮到黄河以南，北平沦陷的阴影还未散去，人们便被另一条噩耗震住——南京失守，屠杀已持续近一个月。逃出城的难民把见闻倾诉给各地报馆，零散的情报迅速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上游发酵：日军在南京烧杀六周，死者逾30万。

重庆的防空警报此时响得愈发频繁。蒋介石连夜搬进歌乐山山洞工事，他拿到外交部急电，才确认此前传言绝非“夸大宣传”。1月22日，他在日记里记下震愤，又在翌日批阅一份作战通电，批示只有一句：“雪耻”。虽然文字寥寥，但随之而来的举动却相当具体。

外交线上，国民政府立即转向多边呼吁。外交部于1月底致电国际联盟，要求举行特别会议；紧接着又把全部档案影印十套，递送英、美、法、苏四国驻华使节。3月，蒋介石准许莱斯特女士一行赴东京，对外散布马吉牧师拍摄的105分钟胶片。东京警视厅很快查封放映，但影片已拷贝多份，在横滨、神户以及驻日各国使馆私下流传，日本媒体被迫用“治安事件”带过，却未能堵住口舌。

内部整顿同样紧急。开封军事会议召开于1月11日，蒋介石以“检讨中原战局”为名召见韩复榘。会前，军统在黄家胡同布置了两个班的卫队。韩复榘落座后，蒋介石直接要求其解释济南弃守原因，不到十分钟便命人缴枪。1月24日晚，韩复榘在武汉被处决。枪声传到各军司令部，撤退之风就此收敛，随后台儿庄反击战展开——4月初，日军第十师团被围歼近1.1万人，正面战场士气大振。

对外宣传方面，国民政府宣传部编印《敌军暴行录》，5月将其随补给发往徐州、汉口各阵地。林蔚曾回忆：“官兵轮流翻阅，翻完就塞进怀里，见面只剩一句：‘绝不能让血白流！’”短短十七字，占全文字数的比例极低，却在许多回忆录中都留下了痕迹。

与此同时，陕西延安的窑洞里，消息反而姗姗来迟。通讯中断、战区隔绝，再加上日军对报纸的封锁，毛泽东直到1938年2月25日才透过《新中华报》读到《尸山血海的南京》一文。当天傍晚，他召集中央机关干部座谈，提出三点：一、利用对敌宣传，让华北、华中沦陷区群众明白侵略者真面目；二、迅速总结敌后作战经验，配合正面战场分散日军；三、在全党整顿作风，杜绝“速胜”幻想。

5月下旬，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筹办讲座，毛泽东连续几晚推敲讲稿，《论持久战》应运而生。文章虽未直接写到大屠杀，却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与中国的国情作了系统分析。冀中军区前线传阅这篇讲稿，用的是油印薄纸，夹在缴获的日军地图里暗中分发。

具体作战指令也紧随其后。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蒋家河口首战告捷；6月17日，粟裕在江苏韦岗伏击，交火不足半小时歼敌数十；7月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动漳南战斗，迫使日军第五师团南下增援，客观上减轻了武汉会战的压力。敌后战场看似星星之火，却让日军不得不抽调师团保线，正面与侧翼两头受制。

延安方面还特别设立时事问题研究班，组织干部搜集沦陷区材料。研究班编印的小册子《南京惨案记事》在1938年秋完成初版，除文字外，还附上由英国记者斯诺转寄的两张照片：一张江东门集体屠杀现场，一张下关江边焚尸残影。资料被送往晋西北、晋察冀各根据地的抗日学校，用作课堂范本。

抗战胜利后，双方都把清算屠城责任作为重要议程。1946年初，南京临时参议会接受蒋介石指示，协助军事法庭搜证。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枪决于雨花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在1948年11月12日处决松井石根。审判过程使用的中文证词，三分之一摘自1938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原始档案，三分之一来自延安研究班收集的口述材料。

从丧城之痛到武装反击，无论是在山城的指挥部，还是在黄土高坡的窑洞里，两位领袖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一边依托政府体系呼吁国际、整肃内部，一边凭借敌后游击牵制正面、启发民众。但在行动方向上却殊途同归——以最大可能聚拢军心民气，以最直接的方式削弱侵略者有生力量。今日仍能在档案馆里看到当年的文件、胶片和油印讲稿，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记录着那个年代迫于形势却依旧生动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