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富豪订购了8万台空调但坚持只付10%定金，我们老板只回5字

2019年春天，深圳宝安一家中小型空调厂的老板周国良，接到了一个改变工厂命运的电话。

印度富豪辛格要订购8万台空调，总价值2.4亿人民币。但对方只肯付10%的定金，也就是2400万。剩下的2.16亿，要等货全部发出、安装验收之后才能付清。按照8万台空调的生产周期和海运时间，从第一台开始生产到最后一批到达印度工地，前后至少要拉锯七八个月。

这意味着周国良要自己垫进去两个多亿的资金。对于一个年产值刚刚过三亿的工厂来说，这等于把全部身家都押上去。

销售总监老陈激动得声音都在抖：“周总，这是咱们工厂有史以来最大的单子啊！有了这个单子，咱们明年就能上市了！”

周国良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微信消息，是辛格本人发来的，语气傲慢而笃定：“周先生，10%定金是最后的条件。如果你不接受，我会去找其他供应商。”

办公室里空调开得很足，但周国良的后背全是汗。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楼下车间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他想起三年前工厂差点倒闭的那个冬天，想起自己抵押了房子才发出去的工资，想起老婆在家里哭红了的眼睛。

他低下头，在手机上打了五个字，发了过去。

整个销售部都安静了。老陈看着他发出去的消息，脸色煞白。

那五个字不是“我答应你”，也不是“我们再谈谈”。

那五个字，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印度富豪，在一周后亲自飞到了深圳。不谈降价，不谈定金比例，而是求着要签合同。

那五个字到底是什么？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三月份的深圳，空气里已经能闻见夏天的味道。宝安区福永街道的工业区里，周国良的志高远空调厂只占了一栋四层厂房的三楼和四楼。一楼二楼是模具厂和五金厂，五楼是个做充电宝的，每天不知道是谁在楼上跺脚，天花板的灰簌簌往下掉。

老陈冲进周国良办公室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了一跤。他手里举着手机，脸上的表情像是中了彩票头奖。

“周总！印度！印度那个辛格！他回消息了！”

周国良正在看上个月的财务报表。三月份的报表不好看，销售额同比下滑了百分之十七，几个老客户的订单都缩减了。他老婆王丽芬上个月念叨了好几回，说要不把工厂关了，把厂房转租出去，一年光租金就能收两百多万，比现在强。

“什么辛格？”周国良抬起头。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印度富豪啊！孟买的，做房地产的，旗下有个连锁酒店品牌，在印度有好几十家酒店！”老陈把手机递过来，“他的助理回复了，说辛格先生对我们的样品很满意，有意向订购8万台窗机。”

周国良愣了一下。8万台？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多少？”

“8万！”老陈伸出八根手指，“8万台窗机，单价三千，总货值2.4个亿！”

周国良没说话。他接过老陈的手机，把那条消息从头到尾看了三遍。消息是辛格的中国采购代理发来的，用英文写的，措辞很正式。大意是说，辛格集团计划对其旗下所有酒店进行客房空调更新换代，经过前期比对，认为志高远提供的样品在性价比方面有一定优势，希望进一步洽谈合作细节。

周国良把手机还给老陈，靠在椅子上，没有说话。

“周总，你怎么不激动啊？”老陈急了，“2.4个亿啊！咱们去年一整年才做了三千万的外贸订单！这个单子要是拿下来，咱们直接起飞！”

周国良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2.4个亿，相当于他工厂将近八成的年产能。一旦拿下这个单子，志高远就不用在中小型贴牌订单里跟人拼价格了，光是这个订单的利润，就够他把工厂再扩一倍。

但他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二十年，吃过太多天上掉馅饼的亏。

“先别激动。”周国良说，“把样品的所有资料调出来，还有我之前让你做的成本核算，再算一遍，把利润率算准。”

老陈应了一声跑了出去。周国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了一根烟。

他想起五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天，一个自称是迪拜某王室成员的中间人找上门，说要采购两万台空调。那人穿着白袍，开着租来的保时捷，在工厂里转了一圈，留下了五百块钱的“诚意金”，让周国良先打样。样品做了，钱花了，那人却再也没出现过。后来一查，那人的护照是假的。

从那以后，周国良对所有的大订单都保持警惕。

但这回不一样。辛格是真实存在的。老陈在网上查过，辛格是印度排名前五十的富豪，旗下产业涉及房地产、酒店、教育、医疗，在孟买市中心有栋二十层的辛格大厦。集团官网做得像模像样，高管团队的照片和履历都列得清清楚楚。

下午三点，老陈把重新核算的成本表拿过来了。纯硬件成本每台空调一千八百块，加上包装、海运、印度当地的进口关税、安装调试费用，综合成本大概是两千四百块。三千的出厂价，每台利润六百块。

8万台，就是四千八百万的利润。

这个数字让周国良心里也颤了一下。四千八百万，他在空调行业干了二十年，从来没在一单生意里赚过这么多钱。

“行，跟对方约个时间，先视频会议谈谈条件。”周国良说。

四月初，第一次视频会议。对方来了六个人，为首的是辛格集团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一个叫夏尔马的中年男人。四十出头，英文流利，穿着深蓝色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背景是落地窗，能看到孟买的天际线。

“周先生，”夏尔马开门见山，“辛格先生对贵公司的样品非常满意。无论是制冷效率、能耗控制还是噪音指标，都优于我们接触过的其他几家中国供应商。我们倾向于与贵公司合作。”

老陈在旁边听得眼睛发亮。周国良脸上没什么表情。

“感谢辛格先生的认可。”周国良说，“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采购方案，包括型号、数量、交付周期、付款方式这些细节。”

夏尔马打了个手势，旁边一个年轻人把一份PDF文件共享到屏幕上。8万台窗式空调，分四个批次交付。第一批一万台，六月底前发出；第二批两万台，八月底前；第三批两万台，十月底前；第四批三万台，十二月底前。所有货物运抵印度孟买港后，由辛格集团安排清关和内陆运输，志高远需要派技术人员到印度进行安装指导。

各方面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直到周国良翻到付款方式那一页。

“预付款10%。”夏尔马语气平淡地说，“剩余90%的货款，在货物运抵孟买港并完成安装验收后，三十天内付清。”

周国良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了两下。他没说话，等着老陈翻译。老陈的印地语水平一般，但英文没问题，他把夏尔马的话一字不漏地翻译过来之后，自己先皱了一下眉头。

“夏尔马先生，”周国良说，“10%的预付款太低了。这个订单的体量很大，我们需要采购大量的原材料、安排生产线、支付工人工资。按照行业惯例，这种规模的订单，预付款至少应该在30%到50%之间。”

夏尔马的表情没有变化，像是早就料到周国良会这么说。

“周先生，这是辛格先生亲自定下的条件。”夏尔马的语气客气但坚决，“辛格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我们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和风控要求。10%的预付款是集团统一标准，对所有供应商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跟其他中国供应商合作，也都是这个比例。”

老陈在桌子底下踢了周国良一脚，意思是别把话说死。周国良没理他。

“夏尔马先生，这样吧，让我们内部讨论一下，再给你答复。”

视频会议结束后，办公室里炸开了锅。

老陈第一个跳出来：“周总，10%确实低，但这可是2.4个亿的大单子啊！咱们先接下来再说，后面的事情可以再谈嘛！”

生产厂长赵国强也跟着附和：“周总，咱们现在的产能利用率连百分之六十都不到，工人一个月才上二十天班，再没订单，人都要跑光了。这个单子哪怕利润薄一点，只要能养活工厂就行。”

会计老钱没说话，但他的脸色告诉周国良，事情没那么简单。

“老钱，你算算。”周国良说。

老钱打开电脑上的表格，噼里啪啦敲了一阵键盘，抬起头来，表情凝重：“周总，8万台空调，单单是压缩机的采购成本就要将近一个亿。压缩机厂商那边的结算方式是预付30%，发货前付清尾款。也就是说，光压缩机这一项，咱们就得先垫三千多万。”

他继续往下算：“铜管、铝箔、塑料件、钣金件，这些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加起来将近六千万，上游供应商的付款条件多半是月结30天到60天，但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预付款。再加上生产线的调整、工人的工资、海运费用、印度那边的关税和保证金，前前后后至少要垫进去一个亿。”

老钱顿了顿，看着周国良的眼睛：“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批一万台。后面还有七万台，资金压力是持续加大的。咱们账上的流动资金满打满算不到两千万。”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老陈不死心：“能不能找银行贷款？”

“贷不了。”老钱摇头，“咱们厂的抵押物已经全部抵押给银行了，就是现在用的这套厂房和办公楼，去年贷了一千五百万，额度已经用满了。另外还有一笔五百多万的信用贷，利率将近八个点。银行那边不可能再批新的额度。”

周国良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他不是没做成过外贸大单。前年在沙特做了一个一千多万的单子，去年在菲律宾做了个八百多万的。那些单子的订单金额和付款方式都是他一点点谈出来的，从来没有一家客户敢开口就要10%的预付款。

但2.4个亿，这个数字太大了。大到让他连拒绝的话都不忍心说出口。

晚上回到家，王丽芬已经把饭菜端上桌了。一个清炒菜心，一盘辣椒炒肉，一碗紫菜蛋花汤。他们结婚十八年了，吃饭的菜式从来没超过三菜一汤。

周国良洗了手坐在桌前，王丽芬看了一眼他的脸色，说：“咋了，工厂又出事了？”

“没出事。”周国良夹了一筷子菜心，“有个大客户，要定8万台空调。”

王丽芬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多少？”

“8万。”

“美金？”

“人民币。总货值2.4个亿。”

王丽芬把筷子放下，认真地看着周国良。她是湖南人，当年跟周国良来深圳打工的时候才二十一岁，在电子厂做质检员，一个月工资八百块。后来周国良自己做生意，她跟着跑前跑后，工厂从最初租的一个三百平的小作坊做到现在的规模，账上有多少钱、银行有多少贷款、应收账款有多少，她心里门儿清。

“什么条件？”王丽芬问。

“10%的预付款，货到安装验收后付清尾款。”

王丽芬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老周，这个单子咱们做不了。”

“我知道。”周国良端起汤碗喝了一口，“但我不甘心。”

王丽芬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了解自己嫁的这个男人，当年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口袋里只剩八十五块钱，在深圳火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找工作。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甘心，每次都说“最后一次”，每次都忍不住。

“老周，我跟你说句实在话。”王丽芬的声音不高不低，“你现在这个工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工人的工资虽然不算高，但都能按时发。咱们的房子虽然是贷款的，但每个月还能还得上。小宝的学费虽然是高的，但咱们也交得起。你要是接了这单生意，万一出点岔子，咱们就什么都没了。”

“我知道。”周国良又说了一遍。

“你知道就行。”王丽芬重新拿起筷子，“吃饭吧。”

周国良把那盘辣椒炒肉吃得干干净净，帮王丽芬洗了碗，然后一个人坐到阳台上。深圳的春天，夜风里有种潮乎乎的味道。他点了根烟，看着小区楼下那条马路上的车流发呆。

手机震了一下。老陈发来一条消息：“周总，刚才夏尔马的助理联系我，说辛格先生这两天在新德里开会，下周会回孟买。如果咱们能在这周内给出明确答复，辛格先生可以安排时间亲自跟咱们视频会议。如果不行，他们就要启动跟另外一家供应商的谈判了。”

周国良把手机扣在膝盖上，抽完了一整根烟。

他把所有可能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三遍。第一，这个订单是真的，客户是真实的，只要生产出来就一定能拿到钱。第二，就算客户是真实的，付款条件这么苛刻，八成是客户自己的资金链也不宽裕，想用供应商的钱来周转。第三，一旦货物到了印度，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了。客户随便找个理由拖延验收，自己就毫无办法。第四，就算一切顺利，这1.8个亿的货款在客户手里压七八个月，光利息成本就将近一千万。

但是。

但是第一，如果不接这个单子，工厂现在的订单只能撑到六月份。下半年怎么办？第二，要是成了呢？四千八百万的利润，足够他把工厂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招更多的技术工人，买更先进的设备。第三，他今年四十六了，再不拼一把，这辈子可能真的就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混到退休了。

他拿起手机，给老陈回了条消息：“约辛格本人，我要跟他直接谈。”

辛格的视频会议约在两天后的下午两点。印度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半小时，那边是上午十一点半。

周国良提前十分钟到了会议室。他把会议室那面挂了好几年的世界地图擦了擦，把自己那件藏蓝色的夹克换上，告诉老陈把摄像头的角度调好，别让人看到后面堆杂物的架子。

两点整，屏幕上出现了辛格本人。

周国良在各种商业杂志和新闻网站上见过辛格的照片，但亲眼看到真人还是不一样。六十出头的印度男人，皮肤偏黑，留着标志性的白胡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印度传统长衫，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的金链子。他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身后是一面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和照片的墙。

辛格的英文带有浓厚的印度口音，但用词很讲究。

“周先生，很高兴见到你。”辛格对着镜头微微颔首，“你们的产品我看过了，做得很好。我们印度的天气很热，不像你们中国，很多地方四季分明。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一年里有八九个月都需要用空调。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供应商。”

周国良之前让老陈搜集过辛格的资料。辛格是做纺织品起家的，九十年代印度经济开放后转型做房地产，在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城市开发了多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和住宅项目。后来进入酒店行业，旗下现有四十七家酒店，遍布印度二十多个城市。

这次的8万台空调，就是要给这些酒店的客房做全面更换。

“感谢辛格先生的认可。”周国良说，“我们在空调行业做了将近二十年，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有保障。关于这次合作的付款方式，我想跟您当面聊一聊。”

辛格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不是不高兴，而是有点意外。大概在他以往的商务经验里，这种体量的供应商没有资格跟他讨价还价。

“周先生，10%的预付款是我们集团的统一标准。”辛格的语气很平静，但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我们对所有供应商都执行这个标准，包括韩国的三星和LG。你不需要担心收款的问题，辛格集团四十年来的付款信誉是有目共睹的。你可以去印度市场上打听一下，任何一个跟辛格集团合作过的供应商都会告诉你，我们的信用是AAA级的。”

周国良笑了笑：“辛格先生，我不是怀疑您的信用。我看过贵集团的财报和信用评级，您的信用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的工厂没有您这样的资金实力。”

辛格显然没想到周国良会这么说。

周国良继续说道：“辛格先生，我给您算一笔账。8万台空调，哪怕只生产第一批一万台，我需要采购的压缩机和各种原材料的成本就将近三千万人民币。这还不算工人工资、设备维护、水电费用、工厂运营的各项开支。我的工厂不像辛格集团，每天的现金流都是正向的。我账上的流动资金只有不到两千万，连第一批货都凑不齐。”

他说得很慢，老陈在旁边一句一句地翻译。辛格听着，白胡子下面看不出表情。

“辛格先生，我不是来跟您哭穷的。我只是想让您了解一个事实：按照您开出的付款条件，我没有能力接这个订单。不是不想接，是真的做不到。”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辛格忽然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跟严肃的时候判若两人，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

“周先生，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直接跟我说做不到的中国供应商。”辛格说，“之前接触过几家中国工厂，无论我说什么条件，他们都说没问题、可以做、相信我们。结果到了最后要签合同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条件就冒出来了。你倒是很直接。”

周国良没说话，等着他继续。

“这样吧，”辛格说，“我让夏尔马重新评估一下付款方案。但10%的预付款是我集团财务部门的底线，能调整的空间不会太大。你做好心理准备。”

视频会议结束后，老陈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周总你看！他松口了！他真的松口了！”

周国良点点头。但他心里清楚，辛格说的“重新评估”多半只是场面话。一个四十年的大集团，财务制度不是随便就能改的。而且辛格这个人，从刚才的对话里就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强势、非常讲究体面的人。他嘴上说你很直接，心里未必觉得舒服。

但这张牌打出去了，现在只能等着。

四天之后，夏尔马发来了修改后的付款方案。

预付款从10%提高到15%，增加了5个百分点。尾款从原来的货到安装验收后付清，改为分两笔支付：货到孟买港付30%，安装验收后付剩下的55%。

老陈兴冲冲地算了一下：“周总，15%就是三千六百万的预付款，比原来多了一千两百万。货到港之后再付三十个点，那就是七千两百万。也就是说，在货物抵达印度的时候，咱们能收回将近一个亿的资金。这比原来好太多了！”

周国良没说话。他把老钱的成本核算表重新拿出来，一个一个地看。

老钱在旁边皱着眉头算了一下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按照新的付款方案，志高远仍然需要垫进去的峰值资金量是七千万到八千万之间。如果分四批出货，每一批之间的时间间隔只有两到三个月，而收款周期至少要拉长到四到五个月。这意味着资金缺口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就算辛格把预付款提到了15%，周国良还是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启动生产。

“周总，”老钱犹豫了一下，“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这个单子咱们真的做不了。咱们的资产负债率已经快百分之七十了，要是再背上这个单子，一旦中间出点问题，别说利润了，工厂都要搭进去。”

老陈急了：“老钱你怎么总说丧气话？这是个好机会啊！咱们可以先找小贷公司借一笔过桥资金，启动前两批生产，等收到第一批货款后再还进去。”

“小贷公司的利息你算过没有？”老钱冷着脸，“月息两分起步，八千万的资金就算只借三个月，利息就将近五百万。你要是不信，你去问问周总当年借过的那种高利贷。”

老陈不说话了。他知道老钱说的是什么。那是2016年的冬天，志高远因为一个非洲客户跑单，账上资金链断了，周国良砸锅卖铁都发不出工资，最后不得不从民间借贷公司借了两百万，月息三分五。那几个月是什么日子，整个工厂的人都知道。

周国良把老钱和老陈都打发走了，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想事情。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个犹太商人，穷得叮当响，想去银行贷款但又没有抵押物。他就去找银行行长说，我想贷一万美元，我把我的奔驰车押在你这里，三个月后来取。行长说你这车值二十万，你押在我这里我放心。犹太人拿了钱就走了。三个月后他准时来还钱取车。行长问他，你一个有钱人为什么要贷一万美元？犹太人说，请问这一万美元的停车费，哪里有你们银行这么便宜的地方？

这个故事周国良想了很久。他觉得那个犹太人和自己最大的区别是，人家是在不缺钱的时候去借钱，而自己总是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才想起来去讨饭。

现在辛格这个单子就像一顿满汉全席，菜是好菜，但他得先把桌子支起来。问题是，他现在连买桌子的钱都没有。

就在周国良左右为难的时候，老陈得到了一条重要消息。

他通过一个在印度做生意的中国朋友打听到，辛格集团的现金流最近出了一些问题。辛格在前年投资了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项目，总投资额超过两百亿卢比，但目前招商情况不理想，回款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辛格旗下的酒店业务正在快速扩张，去年一年就新开了八家酒店，资金占用量很大。

这个信息让周国良心里有了底。辛格不是不想给更高的预付款，而是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

这个发现既让人松了一口气，又让人更加焦虑。松一口气是因为，辛格开出10%预付款的条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供应商的刁难，而是他整个集团的资金状况决定的。焦虑是因为，既然辛格自己都缺钱，那后期的尾款会不会更难收？

周国良想了整整两天，最后做了一个决定：“老陈，帮我订一张去孟买的机票。”

老陈瞪大了眼睛：“你要去印度？直接去找辛格？”

“对。有些话隔着屏幕说不清楚，我得当面跟他聊。而且要快，趁他还没有把我们跟其他工厂一起比价定死之前。”

周国良这辈子只出过一次国，是三年前跟团去泰国旅游，全程跟着小红旗走，连英语都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这次要去印度，一个人，连翻译都没有——老陈要在工厂盯着，走不开。

王丽芬听说他要一个人去印度，当场就炸了。

“你疯了？你一个人去印度？你连英语都不会说几句，你去那边怎么跟人交流？那边治安怎么样你了解过吗？你在那边有个头疼脑热的怎么办？”

“老陈帮我联系了一个在孟买做生意的中国人，叫李海，他会去机场接我，帮我做翻译。”周国良说，“而且辛格集团的人也会安排人接。”

王丽芬还是不放心，翻来覆去地念叨了三天。最后给周国良塞了一盒藿香正气水，一包创可贴，一瓶风油精，还有一张写满了紧急联系电话的纸条。

四月中旬，周国良从香港机场出发，飞了将近六个小时，降落在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出机场的那一刻，一股热浪差点把他掀个跟头。四月份的孟买，气温已经快四十度了，空气中的湿度大得像是拧了水的毛巾。周国良的眼镜瞬间起了一层白雾，什么都看不见。

“周总！周总！这里！”

接机口，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举着写有“周国良”三个字的接机牌朝他挥手。男人的脸被印度毒辣的太阳晒得黝黑，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衬衫，牛仔裤，运动鞋，一看就是那种常年在外面跑的人。

这就是李海，河南人，在孟买做了八年手机配件生意，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和英语。

“周总，你行李呢？就这一个箱子？”李海接过周国良的行李箱，“你够精简的啊。”

“不在这里待太久，没带什么东西。”

李海开着一辆破旧的丰田SUV，把周国良从机场拉出去。孟买的交通状况让周国良大开眼界。路上什么车都有，从小轿车到三轮蹦蹦车到摩托车到自行车到牛车，都在同一条路上挤，喇叭声此起彼伏，没有一刻停歇。

“李海，你跟辛格集团的人联系上了没有？”周国良问。

“联系了。他们说明天上午十一点，辛格先生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跟你见面。”李海看了一眼后视镜，猛地一打方向盘，躲过了一辆逆行的摩托车。

周国良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他看着车窗外这座城市，破旧的贫民窟和高耸的写字楼并排而立，穿着纱丽的妇女头顶着水桶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路边的小摊上卖着叫不出名字的油炸食品。这就是辛格家族发家的地方，也是那8万台空调最终要去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周国良和李海准时到达了辛格大厦。

这栋大楼位于孟买南部的商业区，是一栋二十八层的玻璃幕墙建筑。大堂的地面铺着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电梯间里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侍者，那种气派让周国良想起了深圳湾的华润总部。

前台接待核实了身份之后，一个穿着职业套装、戴着眼镜的印度女人带他们上了二十一楼。那是辛格集团的全球采购中心，一整层楼都是开放式办公区，上百个工位上坐满了人，电脑屏幕的光映在每个人脸上，安静而高效。

采购副总裁夏尔马已经在会议室门口等他们了。他今天穿了一套藏蓝色的西装，比视频里看起来高一些，握手的时候力道很足。

“周先生，欢迎来到孟买。”夏尔马用中文说了一句，发音虽然不标准，但让周国良吃了一惊。

“夏尔马先生，您会说中文？”

“一点点。”夏尔马笑了笑，“辛格先生要求我们核心管理层都学一些中文，因为我们跟中国的业务往来越来越多。”

夏尔马带着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角落里一扇特别的门前。他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推开门：“辛格先生，周先生到了。”

辛格的办公室比周国良想象的要大得多。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平方米，一面墙全是落地窗，可以看到阿拉伯海。办公桌后面是一面巨大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书架旁边是一个小型的会客区，围着一圈深棕色的真皮沙发。

辛格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绕过桌子走过来，向周国良伸出手。他的脚步不紧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周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本人。”辛格的声音比视频里听起来更浑厚，带着一种天然的威严。他戴着一块金色的手表，领带夹上镶着宝石。

“辛格先生，我也很高兴能来孟买拜见您。”周国良握住了辛格的手。那只手干燥有力，掌心有薄薄的茧子。

辛格把周国良领到会客区坐下，助理端来了三杯印度奶茶。辛格自己端起一杯，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然后看着周国良，等着他开口。

周国良把奶茶杯放在桌上，没喝。

“辛格先生，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把事情谈透。”周国良看着辛格的眼睛，“我不跟您绕弯子。”

辛格微微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辛格先生，我不知道您以前接触过的中国供应商是什么情况，但我是一个小工厂的老板。我的工厂一共只有三百多号人，一年的产值也就三四个亿。您这个订单，都快赶上我一整年的产能了。”

李海在旁边一句一句地翻译。周国良留意到，辛格听得很认真，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辛格先生，您说要买我的空调，我当然高兴。但问题是，按照您提出的付款条件，我真的没有能力接这个单子。不是我不愿意，是我做不到。”

周国良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张折了两折的纸，展开来放在茶几上，推到辛格面前。纸上用中英文写了两个数字：一个是这8万台空调从生产到发货再到回款这个过程中志高远需要承担的最大资金压力——九千两百万。另一个是志高远目前账面上所有的可动用资金——不到两千万。

辛格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然后抬起头看着周国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周先生，你是个诚实的人。”辛格的声音低了下来，“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连这个资金门槛都迈不过去，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能力交付8万台空调？”

这句话像是把一把刀插进了周国良的胸膛里。

他听懂了辛格的潜台词：你工厂的体量和资金实力根本配不上这个订单，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有能力按时按质交付？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怀疑自己。

但周国良没有退缩。

“辛格先生，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等着李海翻译完才接着说下去。

“我在空调行业做了二十年，从最基础的组装工人做起，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部件都了如指掌。我的工厂虽然不大，但我们的产品合格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七，这在中小型工厂里是最高水平。我们的售后返修率不到千分之三，比很多大品牌都低。”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辛格的表情，确认对方在认真听。

“辛格先生，大工厂有大工厂的优势，小工厂有小工厂的活法。大工厂讲究流程和制度，我做决策只需要一个人。合同签了，我今晚就可以通知供应商备料，明天早上生产线就可以调整到位。大工厂光是内部审批流程就要走半个月。”

辛格端起了他的奶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

“周先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辛格放下杯子，“但付款条件是集团的财务部门制定的，涉及到整个集团的资金流规划，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的。”

这就是周国良最担心的情况——一种礼貌而不失体面的拒绝。

但就在这时，周国良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举动。他站起来，走到辛格办公桌前，看了一眼桌上那个用黄金镶边的笔筒，然后转过身来，看着辛格。

“辛格先生，我看这样吧。我请您去我的工厂看一看。等您看了之后，我们再重新谈付款方式。”

辛格显然没料到他会说这句。在场的夏尔马也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请我去你的工厂？”辛格重复了一遍。

“对。”周国良的声音平静而坚定，“您不是怀疑我有没有能力做这8万台空调吗？那就请您亲自来看一看。眼见为实。”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辛格忽然笑了，这次的笑声比视频会议那次大了很多，爽朗而意外：“周国良，你这个中国人很有意思。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供应商，敢请我亲自去看工厂。”

周国良也笑了：“辛格先生，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做的是真空调，不是纸糊的。”

辛格答应来深圳考察的第二天，整个志高远工厂就炸锅了。

车间主任老刘带着全车间三十多号人，把生产线从里到外擦了三遍。地面拖得能照见人影，机器设备上的油污全部清理干净，连墙角那个堆了三年的废品堆都被扔出去了。

仓库管理员把零部件仓库重新盘了一遍，货架上的标签全部换成新的，连螺丝钉都按照规格大小排放得整整齐齐。

老陈专门跑了一趟华强北，买了一个新的投影仪，把会议室重新布置了一番。王丽芬听说印度首富要来工厂，特意从家里拿来两盆绿萝放在会议室门口，说看着有点生气。

“周总，你说辛格真的会来吗？”老陈一边布置会议室一边问。

“应该会。”周国良说，“他要是不想来，当场就拒绝了。他那种人，不会为了顾及面子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但说实话，周国良自己心里也没底。辛格是亿万富豪，日程安排得比国家元首还紧，能不能抽出时间来中国，还要看他自己的想法。

四月底的一天，李海从孟买打来电话：“周总，定了，辛格五月八号到深圳。他只带两个人，一个助理一个翻译，行程保密，不希望外界知道。”

五月八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周国良和老陈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周国良换了一身新买的深灰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头发也特意去理了。老陈打趣他说：“周总，你这是要去相亲啊。”

周国良没理他。

辛格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宝安机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他的助理先下了飞机，确认了接机的人之后，才让辛格出来。

辛格今天穿了一套米白色的印度长衫，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白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看起来精神矍铄。他走过廊桥的时候，脚步轻快，不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周先生，我们又见面了。”辛格主动伸出手来，“希望这次的中国之行能带给我惊喜。”

“辛格先生，欢迎您来深圳。”周国良握住了他的手。

从机场到福永的车上，辛格一直看着窗外。深圳的城市建设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几次指着窗外的高楼问身边的翻译这是什么楼、那是什么大厦。

“深圳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辛格说，“上一次来深圳还是十年前，那个时候这边还是一片荒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周国良没有接话。他脑子里一直在想，等辛格看到他那栋在工业区里夹缝求生的厂房时，会是什么表情。

车子从宝安大道拐进福永的工业区，道路一下子变窄了，路面也变得坑坑洼洼。路边是各种小餐馆、五金店、杂货铺，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悬在半空中。之前还兴致勃勃看窗外风景的辛格，表情明显变了。

他在孟买见得最多的就是这种环境，但那是孟买。在中国，在深圳——这个他印象中早已跻身国际一线城市的地方，见到这样的场景，显然让他有些意外。

车停在志高远所在的工业园楼下时，辛格下车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抬头看这栋楼。

四层的建筑，外墙是灰白色的瓷砖，有些地方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水泥。一楼的模具厂正在冲压零部件，那种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整个楼体的轻微震动。门口停着几辆拉货的面包车和电动车，有个送货的师傅正蹲在台阶上吃盒饭。

辛格的助理皱了一下眉头，用印地语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周国良听不懂，但他注意到了辛格的表情——不是厌恶，而是一种复杂的打量。

“辛格先生，工厂在三楼和四楼，请跟我来。”周国良在前面带路。

没有客梯，只有一部货梯。货梯摇摇晃晃地上升，墙壁上贴着各种小广告。辛格站在这部狭窄的货梯里，表情平静得有些莫测。

三楼是装配车间。老刘提前把车间收拾得像过年一样干净，但硬件设施摆在那里——天花板不够高，灯光不够亮，地面是普通的水泥地刷了一层地坪漆。

辛格走进车间的时候，生产线正在运转。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戴着防静电手环，在流水线上各自忙碌着。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但同时，一切也都显得简陋而拥挤。

辛格在那条全自动装配线前停了一下。这是他唯一多看了两眼的地方。这条线是周国良去年从日本引进的二手设备，虽然外观老了一些，但运行起来精度很高。辛格弯下腰看了一会儿机械臂的动作，然后直起身来，问了身边翻译第一个问题：“这条线的产能是多少？”

老陈在旁边赶紧回答：“每天单班产能一千二百台，两班倒可以到两千台。”

辛格听了，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他们接着看了检测车间。周国良在这块下了不少功夫，所有检测设备都是近三年陆续更新的，从制冷剂充注到密封性测试到性能检测，全流程都有数据记录。周国良特意让检测员现场做了一次全流程检测，各项数据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

辛格这回站在检测台前看了十几分钟，比看生产线的时间长多了。

看完三楼，周国良带他们上四楼。四楼是仓库和研发中心。仓库虽然不大，但货架排列整齐，物料标识清晰，入库出库记录全部电子化。研发中心只有两间不大的房间，几张电脑桌，几台测试设备。但对于周国良这个体量的工厂来说，有自己独立的研发团队已经很难得。研发部总共七个人，负责产品的结构设计和制冷系统匹配。

参观完了，周国良把辛格领到他那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办公室。辛格站在门口看了一下，没有进去，而是转过身来看着周国良。

“周先生，我觉得我们不用再开会了。”辛格说，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听得很清楚，“我想今天晚上就回去。”

周国良的手在裤缝上握紧了。他听出了这句话里的意思——辛格不会把订单给他了。

但他还是保持着脸上的微笑：“辛格先生，您来了一趟不容易，先休息一下，明天我请您吃个饭再走也不迟。”

辛格看了他一眼，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气氛陷入了微妙的僵持。

辛格的助理已经在旁边悄悄打开了手机上的航班APP。夏尔马虽然没跟着来深圳，但李海在从机场过来的车上就给周国良发了条消息：“周总，辛格的助理刚才在路上就问改签航班的事，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老陈的脸已经白了，他站在周国良身后，手心全是汗。

但周国良没有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像当年在火车站睡了一夜后第二天去找工作时那样。他想，辛格这人不远万里飞到深圳，如果真的完全没兴趣，根本不会亲自跑这一趟。他来了，看了，说明他对这个订单是有真实需求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订单本身，而是订单背后的信任——辛格需要确定，把8万台空调交给这样一个在小破楼里生产的小工厂，到底靠不靠谱。

周国良在心里飞快地盘算。他知道自己工厂的硬件确实差，跟辛格以前合作过的三星、LG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但他也知道自己的优势——灵活、高效、能吃苦。他见过太多深圳的中小企业老板是怎么活下来的，不是靠大厂房、高预算，而是靠那种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使出全身力气把你的事办妥帖的韧劲。

问题是，他该怎么向辛格证明这一点？

就在这时候，运气来了。

外面走廊上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车间主任老刘跑了过来，一脸焦急。

“周总！出事了！冷媒检测仪突然不工作了，现在整条线都停了！”

周国良看了一眼辛格，用中文说：“不好意思，我去处理一下。”然后快步朝车间走去。

辛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周国良的突然离开让他愣了一下。他迟疑了两秒钟，然后跟了上去。

车间里，技术员小张急得满头大汗，蹲在冷媒检测仪前捣鼓。流水线已经停了，工人们站在原地，有几个胆大的伸着脖子往这边看。

周国良走过去，蹲下来看了一下：“什么问题？”

“传感器烧了。”小张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刚才电压突然跳了一下，主板上的指示灯全熄了。备用传感器前两天刚用完，还没来得及采购新的。”

“这玩意儿能不能修？”

“修不了，必须换新的。我已经叫了供应商加急送过来，但最快也得明天上午。”

周国良沉默了几秒钟，站起来对老刘说：“把这条线的工人调到隔壁线，先在那边做着。这边的等明天修好了再开。”

老刘应了一声，转身去安排。整个过程从故障发生到决策执行，前后不超过三分钟。

辛格站在车间的入口处，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说话，但他看到了周国良在这些普通工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干脆利落的决断力。没有人问周国良“怎么办”，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周国良一定会给出一个办法。

后来李海把这一幕翻译给辛格听的时候，辛格评价了一句：“他的工人都很信任他。”

那天晚上，周国良没有带辛格去什么高档餐厅。他让王丽芬在家做了几个菜，用保温箱装好，带到了工厂的楼顶露台上。

楼顶露台是平时工人中午吃饭和休息的地方，摆着几张塑料桌椅，头顶上用彩条布搭了个简易的遮阳棚。从这里可以看到工业区密密麻麻的厂房，远处宝安大道上车流如织，更远处是深圳市区璀璨的灯光。

辛格上来的时候，显然也被这个安排惊了一下。他可能期待的是某个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而不是工厂楼顶的塑料椅子和自家做的家常菜。

但周国良有他的考虑。他要让辛格看到的不是包装之后的志高远，而是真真实实的周国良这个人。

露台上摆了四把椅子，桌上铺了一张干净的桌布，是王丽芬从家里带来的。菜是王丽芬做的：一个蒜蓉空心菜，一个香煎黄花鱼，一个红烧排骨，一个凉拌黄瓜，还有一个番茄蛋花汤。没有印度菜，没有西餐，就是最普通的中国家常菜。

辛格看了看桌上的菜，又看了看周国良。

“周先生，你是第一个请我在工厂楼顶吃饭的供应商。”

周国良笑了笑：“辛格先生，我也从来没有请过供应商在自己的工厂楼顶吃饭。您是头一个。”

辛格坐下了。他的助理和翻译犹豫了一下，也在旁边坐下。李海坐在周国良旁边，负责今晚的翻译。

露台上的夜风很舒服，吹散了白天的暑气。远处工业区的噪声在夜色中变得模糊，偶尔能听到某个工厂里机器运转的低沉嗡嗡声。

周国良端起一次性杯子——杯子里是王丽芬泡的铁观音茶——对着辛格举了一下：“辛格先生，不管咱们成不成交，您能大老远飞来深圳，这就是给我们志高远面子。我先敬您一杯。”

辛格也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他喝了一口茶，然后看着周国良的眼睛，忽然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你知不知道三星和LG的人是怎么说你的？”

周国良一愣：“他们说我什么？”

“他们说，”辛格的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一个连电梯都没有的小工厂，凭什么跟国际一线品牌抢订单？”

这句话换了别人说出来，多半是在嘲讽。但从辛格嘴里说出来，语气里没有嘲讽，反而透着一种奇怪的欣赏。

“辛格先生，三星和LG当然比我有实力得多。”周国良放下杯子，两只手交叉放在桌上，“但印度是什么地方？印度的夏天有四十几度，电压不稳定，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接地线。三星和LG的空调是为发达国家设计的，到了印度，未必比我的空调好用。”

他停了停，拿起桌上的手机翻了翻，找出一份数据报告：“我做了一个对比测试，用三星的同价位产品和我们的产品，在同样的工况条件下运行。结果怎么样？在连续运行三百个小时之后，三星的空调因为电压波动烧了主板，我们的空调还在转。”

辛格没有笑，但他看周国良的眼神变了。

他没有当场做任何决定，但在离开露台时，辛格的脚步明显慢了下来。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这个简陋的露台，又看了看远处深圳的万家灯火。

“周先生，”辛格用带着浓重印度口音的英文说，“I will tell you my decision tomorrow.”

李海翻译过来：“周总，辛格先生说他的决定明天告诉你。”

第二天上午，辛格主动提出要再参观一次工厂。这次，他看得比前一天仔细多了。

他在生产线上站了将近四十分钟，每一个工位都要停下来问一问。他问了工人培训的周期、质检的标准、不良品的处理方式，甚至问了工人的工资和伙食。这些问题有些是李海翻译过来告诉周国良的，有些是辛格直接用英文问、李海翻译成中文转达的。

周国良一一回答，没有避讳，没有美化。

在看完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时，辛格忽然转身对周国良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这句话周国良牢牢地记住了，因为它是整件事的转折点。

辛格说：“周先生，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周国良问是谁。

“我自己。”辛格说，“四十年前，我在孟买也是从一个小小的纺织作坊开始的。那时候我的作坊比你这个工厂还要小，只有一台破旧的缝纫机和两个工人。但是我的作坊做出来的布料，是整个孟买市场上质量最好的。”

他顿了顿，用手指了指车间里忙碌的工人：“这些人信任你，就像当年我的工人信任我一样。”

这句话让周国良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他使劲忍住了。

辛格说完这段话之后的半个小时内，他们走进了会议室开始正式谈判。辛格这边还是他和助理、翻译，周国良这边是老陈和老钱、李海。

辛格让助理打开电脑，把一份新的合同草案投在屏幕上。

“周先生，经过这两天的实地考察，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辛格靠在椅子上，“但生意就是生意，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慈善家，只有交易。”

周国良点点头：“我明白。”

辛格说：“预付款还是10%。”

这句话一出来，老陈的脸僵住了，老钱的眉毛拧在了一起。周国良表面上没有变化，但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辛格看着他的表情，慢慢地把后面的话说出来：“但我可以接受你们发货前付清尾款。也就是说，每批货你们先把机器造出来，我们安排好船运。在货物装上船之前，你们把货款的90%付给我们？不对。”

他的助理在旁边小声提醒了一句，辛格自己笑了一下，摆摆手纠正道：“对不起，我的中国话还没学好。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孟买当地为你开立信用证。”

李海转头看向周国良，激动得把翻译声音都提高了：“周总，是即期信用证！对出口商最有利的那种支付方式！”

老陈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老钱的眉毛终于松开。

就连周国良也没能控制住脸上的表情。他知道即期信用证意味着什么——货物只要装船，议付行审核单证无误，就会立刻付款。不占用他的资金，不用担心客户赖账，这是做外贸最理想的收款方式。

辛格看到周国良脸上的表情变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缓缓说出了他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想好的一句话。

他看着周国良的眼睛，用英文说了很长一段话。李海的翻译是：“周先生，我看了你的工厂之后才真正确定，你是一个愿意用全部身家来赌这次合作的人。跟这样的人做朋友，比跟十家大公司做生意更有价值。”

辛格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叩了两下，语气一转：“10%的定金，加上即期信用证。这是我最后的条件。接受的话，今天签合同。”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有三秒钟。

周国良低下头，看着面前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他想到了很多事情——想到了回去之后怎么跟王丽芬说这件事，想到了怎么说服老钱安排资金，想到了接下来这大半年这台庞大的订单会让他过什么样的日子。

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辛格。

“辛格先生，”周国良伸出右手，“合作愉快。”

辛格的右手握上来，有力而干燥。

合同签了。但签合同只是个开始。

从五月到年底，周国良几乎没在家里吃过一顿安稳饭。王丽芬的微信消息永远是没有回复的状态，最后她直接把电话打到了老陈手机上：“老陈你告诉周国良，他再不回家吃饭，我就把门锁换了！”

电话那头的老陈抬头看了一眼正在车间里跟工人一起调试生产线的周国良，苦笑着说：“嫂子，等这批货出来就好了。”

第一批一万台的生产只用了二十五天，比计划提前了五天。压缩机供应商那边因为周国良这次一次拿下了两年的量，把账期从月结30天放宽到了90天。铜管、铝箔这些原材料，周国良找了四家供应商同时供货，把采购价压低了将近五个点。

第一批货从深圳盐田港发出，二十天后抵达孟买港。周国良亲自带了三个技术员飞过去，在那边待了半个多月，指导当地的安装团队把一万台空调全部装好。孟买的夏天热得人像在蒸笼里，周国良每天早出晚归，身上的痱子长了消、消了又长。

辛格来过两次工地。他穿着定制的白衬衫，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一个个安装了新空调的酒店房间里检查制冷效果。走到第三个房间的时候，他把手伸到出风口下面试了试温度，转过身对身边的夏尔马说了一句话。

后来夏尔马告诉周国良，辛格说的是：“这家工厂以后就是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

第四批货——也就是最后三万台——发货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了。深圳的冬天来得晚，十二月的时候还能穿短袖。周国良站在盐田港的码头上，看着最后一个集装箱被吊装上船，忽然觉得腿有点软。他在码头上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老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达过来了，在他旁边坐下。

“周总，咱们这单算是做完了。”

周国良没说话。

老陈又说：“咱们一共赚了多少钱来着？我算了一下，大概四千三百万。”

周国良把烟头掐灭在水泥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吧，回工厂。明年还有一个单子要谈。”

老陈跟在他后面，忍不住笑了出来：“周总你就是个劳碌命。一天不干活就浑身难受。”

周国良回过头看了老陈一眼，忽然也笑了。那种笑不是生意场上应付客户的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轻松又满足的笑。

“老陈，你说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值钱？”

老陈想了想：“钱？”

周国良摇头。

“那是什么？”

“让人相信你。”周国良说，“一个人只要能让别人相信你，你这辈子就饿不死。”

故事到这里似乎就说完了，但细心的读者大概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开头提到的那条消息，那五个字——到底回复的是什么？

事情回到2019年四月底。老陈的车里放着那首《春天里》，周国良坐在副驾驶座上，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手机上的那条消息，然后低头打字。

老陈歪过头瞄了一眼，看到周国良发出去的内容是——【我亲自来印度】。

前面我们卖了个关子，现在谜底揭晓。从头到尾真正起作用的话，并不是那五字承诺本身，事实上辛格当时看到这条消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真正让辛格改变主意的，是后来发生在深圳的事情。让他看到这家工厂背后的老板愿意用全部身家来赌这把，和订单本身。

老陈曾问过周国良，为什么要亲自去印度。周国良想了很久之后给出的回答，也许能解释很多东西。

“老陈，你说咱们做生意的，图的是什么？”

老陈想了想：“赚钱呗。”

“赚钱是肯定的，但赚钱之外呢？”周国良靠在办公椅上，两只脚搭在桌面上，“那些大客户，他们为什么要跟咱们这些小厂合作？不是因为咱们便宜，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决问题。你把问题给别人解决了，人家自然会把钱给你。”

“咱们的优势是什么？不是比大厂便宜，是比大厂更愿意去解决那些不好解决的问题。辛格这种人，什么好产品没见过？三星的、LG的、格力的、美的的，他要哪家的产品，这些人上赶着就送过去了。但他为什么要跟我合作？”

老陈没接话，等着他说下去。

“因为他发现我不是只想从他口袋里掏钱的那种人。”周国良说，“我是真心想帮他解决问题的人。”

2020年春节后，辛格集团的第二批订单如期而至。这一次不是8万台，是10万台。

合同的付款方式变成了朋友之间的默契。辛格的采购团队没有再在定金比例上纠缠，而是主动提出了更适合长期合作的方案。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周国良当初亲自跑了一趟印度，以及辛格来深圳看过一次那个藏在工业区四楼的小工厂。

周国良说，他想做一个可以让人相信的人。这个愿望听起来很简单，但在这个人人都急着赚快钱的时代，做到这一点也许比赚一个亿更难。

故事讲完了，但生活还在继续。志高远工业园那栋四层楼房的二楼正在重新装修，旁边的电子厂搬走了，周国良把那一层也租了下来。那个小小的工厂正在一点一点地长大，就像深圳这座城市的无数中小企业一样，在夹缝中生长，在质疑声中壮大。

老陈经常跟新来的销售员讲这个故事。每次讲到周国良发出那五个字的时候，他都会停下来看看听众的表情。有的人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有的人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王丽芬再也不催周国良关工厂了。她现在操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小宝明年就要中考了，成绩中等偏上，得想办法让他进一个好高中。

有人问周国良，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等小宝考上大学了，我带丽芬回湖南老家，在乡下盖个房子，种点菜，养几只鸡，过几天安生日子。

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笑得像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师傅。但他话音刚落，手机就响了，是印度那边打来的电话。他接起来，说着说着，就又皱起眉头，开始琢磨新的订单、新的问题、新的解决方案。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路还长着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