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军事神话破灭，空中打击撑门面，陆军20年没赢过

以色列无休止的战争政策，源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以色列正陷入危机。自2023年10月以来，它一直处于一种持续战争状态，面对众多内外敌人，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到伊朗国家机器及其社会力量。

不少政客、分析人士和评论员把这视为实力的证明。随着以色列右翼强硬派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大以色列”这一希伯来叙事，他们常常谈论一种由以色列主导的“中东和平”。

这个说法本身就耐人寻味，因为它不过是更为人熟知的“美国治下和平”的翻版，而以色列在地区层面正是这一秩序的前沿支点。如果说“以色列是地区霸权”这一说法曾经还有几分成立，那也只是2020年9月《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后的那几年。直到2023年10月7日。此后，以色列军队在一场又一场冲突之间辗转，试图接连击垮对手，但都未能如愿。

它重创了加沙，但哈马斯依然存在。它曾高调“斩首”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但这个组织又以游击力量的形式重新出现，继续抵抗以色列占领。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曾声称，对方的无人机和导弹库存几乎已被摧毁殆尽；而这位因反人类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前防长，如今的说法已被现实推翻，这些武器再次投入使用。

以色列还曾试图清除也门“安萨尔真主”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胡塞武装领导层。此前，美军在2025年针对也门北部的军事行动中未能推翻该组织，而以色列随后也重演了同样的失败。最近，以色列又未能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既没有终结其军事能力，也没有把这个国家打成“失败国家”。

如今，以色列领导人又把土耳其说成下一个目标，仿佛此前一路凯歌。3月，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称土耳其是“下一个伊朗”；本月，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又在社交平台上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包庇伊朗的恐怖政权及其代理人”，并“打压本国库尔德公民”。

一方面，很明显，内塔尼亚胡正是借由这种持续战争状态，来化解自己面临的个人政治危机。他同样因与加兰特相同的罪名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而针对他的腐败指控，很可能最终把他送进监狱。

但另一方面，尽管媒体上偶尔会出现一些反对声音，以色列的军方、情报系统和政治建制派总体上都默认了这个小国对周边邻国维持永久战争状态。为什么？

答案部分在于，以定居者为基础的强硬保守势力崛起，并在过去二十年里逐步渗透进军队基层和部分官僚体系。

2022年，在内塔尼亚胡主导下，这股力量进入政府。其领导人公开主张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迁离，而且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推动更激进政策的权力。

更残酷、更带有弥赛亚色彩的以色列国家形态，恰恰出现在巴勒斯坦冲突史上的关键节点，这并非偶然：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犹太人口在数量上已趋于持平。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双方人口都约为770万。这样算下来，处于以色列国家控制之下的人口总数接近1600万。传统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事实的政治冲击力——约220万巴勒斯坦人拥有以色列国籍，也享有投票权。

但另有大约550万巴勒斯坦人处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民事管理之下，技术上仍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之中。这为他们在护照、行动自由以及在决定其命运的议会——以色列议会——中缺乏代表权这一现实，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法律遮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现实迎面而来时，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泽维·雅博廷斯基等人已经在讨论，是否可以把他们整体驱逐出去。毕竟，1924年的土耳其和希腊不是就曾强制迁移并交换人口吗？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为“阿拉伯人”只占总人口大约20％而感到宽慰。随后到来的，是1967年胜利所埋下的致命隐患：以色列国家控制了它渴望已久的土地，但也因此接手了一个完整运转的巴勒斯坦社会。

如今，以色列面对的局面，正如澳大利亚前驻以色列大使彼得·罗杰斯在《赫茨尔的噩梦》一书中所说，是“一块土地、两个民族”。迄今为止，这片土地一直通过一种种族隔离制度来治理。人权观察和以色列人权组织“贝采莱姆”都曾如此定性。

因此，以色列不断升级其高压统治，这与其他殖民主义晚期案例呈现出相似轨迹。可以想想法西斯意大利如何把10万利比亚人驱赶进沙漠集中营；也可以想想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如何通过大规模暴力、酷刑和集中营，把阿尔及利亚人同民族解放阵线隔离开来。还有英国在肯尼亚的酷刑和拘押营，以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实施的大规模暴力与化学武器攻击。

过去三年里，以色列暴行的类型已增加到11种：对被拘押者实施系统性酷刑和性犯罪，包括使用犬只；大规模和个体性饥饿政策；用车辆拖拽死者和活人遗体；设置乱葬坑，其中包括医生、医护人员，以及双手被反绑后埋葬的儿童。

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要求加沙巴勒斯坦人离开这片土地，否则就面对死亡；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发动类似“排外屠袭”的暴力行动；自3月以来，以军已抹去黎巴嫩南部数十个村庄；空军为了打击少数目标人物，对居民楼发动空袭，造成数百人死亡；暗杀外国领导人也已成为公开的政府政策。

内塔尼亚胡把这些政策吹嘘为重塑地区秩序的意志。但如果把这些举动理解为力量的体现，那就误读了力量本身——力量并不只是杀人的能力——也误读了围绕这套无休止战争政策凝聚起来的社会深层动力。

以色列已经成了地区混乱的制造者，只会播撒死亡与破坏，却无法实现任何稳定的战略目标，也达不到它反复标榜的霸权地位。

它的军事力量几乎完全依赖空中打击。它的陆军更适合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模式；自2000年被黎巴嫩真主党迫使撤出黎巴嫩以来，其表现一直相当平庸。能力上的空缺，往往靠侵犯权利和违反战争规范来填补。

此外，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既不了解对手，也不尊重对手。因此，他们会认为，对方没有发射导弹，就意味着导弹已经耗尽——比如2024年对真主党的判断；又或者认为，对方没有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比如对2025年和2026年伊朗的判断——就说明其军力薄弱。“不可战胜”的叙事

除了继续喂养“不可战胜”的叙事之外，这种制造混乱的做法真正起到的作用，是在情绪层面暂时满足一种需求：拖延以色列根本性危机的到来，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

不妨想想，直到最近，以色列对“定居者殖民主义”这一论述的主要回应，并不是学术层面的反驳，而是人口上的成功：从约旦河到地中海，这个新社会引入的人口，在几十年里始终多于遭到摧残的本土社群。

这意味着，以色列国家可以回避一个问题：如果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自身政治共同体内部将出现何种裂痕。当然，若把所有巴勒斯坦人整体纳入其中，对以色列的政治结构而言只会更难承受。

随着这场人口赌局走向崩塌，无休止的战争就成了把问题向周边国家外溢、并继续拖延直面巴勒斯坦人口现实的手段。

尽管无休止战争符合这种意识形态逻辑，以色列社会也正因此不断撕裂。为了逃避经济困境、地区动荡和国内极端主义，选择移民离开的以色列人正越来越多。

前副总理齐皮·利夫尼今年3月表示，暴力性的种族隔离正在“拆解以色列国家”。据报道，以军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也警告说，如果不能通过严格征兵来支撑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持续约900天的军事行动，军队将会“从内部崩塌”。

当然，第二场伊朗战争被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包装成一个关于伊朗的问题：这个政权能否存活，伊朗是否还能保住其代理人网络，伊朗会不会放弃核野心，以色列能否摧毁这个国家。

但在这些喧嚣背后，真正的危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巴勒斯坦人展现出的韧性，远远超出这一意识形态曾经的想象；而以色列政治与社会在应对他们时，也变得越来越绝望。

这个“地中海边的罗得西亚”式工程，并不是一条能够通向生存的道路。如今再明显不过的是，必须出现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