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城稻、一条鞭法、隆庆开关：三股合力如何冲破重农抑商的铁壁？

为什么把重农抑商写进祖制里的明朝？

却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萌芽；

这到底是我们误解了明朝的重农抑商；

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根本不怕所谓的政策打压呢？

哈喽呀各位，我是李清；

今天就带大家聊聊这个困扰无数人的历史悖论；

在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很多人以为，有商人、有买卖、商业发达，就是资本主义萌芽；

大错特错！

中国的商业史，从春秋战国就已经波澜壮阔，像管仲，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比比皆是，唐宋的商业繁华更是冠绝世界；

但这些，都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因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规模化、常态化的自由雇佣劳动，生产目的完全面向市场盈利；

这也就是教科书里面“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那句话的原型，是彻底颠覆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传统生产方式的核心标志。

这套彻底颠覆传统的生产方式，偏偏在 “重农抑商” 的明朝遍地开花，因为明朝的“重农”，恰恰是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的核心基础；

由于明朝引进了占城稻、红薯、玉米、土豆等高产作物，哪怕是山地、旱地，也能种出粮食，极大的提高了粮食产量；

粮食一多，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全天下百姓不用再盯着一亩三分地刨食了

再加上明初的户籍制度，在中后期迎来了瓦解，农民彻底摆脱了“户籍绑定土地” 的枷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涌入城镇成为专职手工业者，也就是后来的 “机工”。

一边是充足的剩余粮食，能养活大批不种地的手工业者；

一边是海量摆脱了土地和户籍束缚的自由劳动力；

而这两样东西，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诞生的核心前提；

同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更是把全天下的人，都逼进了商品经济的浪潮里；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把民间所有的田赋、徭役、杂税，全部合并成一项，统一折算成白银征收；

那么农民手里没有白银怎么办？

只能把自己种的粮食、织的布、养的家禽，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这等于逼着全天下的农民，都必须和市场打交道；

如此一来，全国的商品市场规模直接翻倍，这也让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最广阔的市场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抑商并不代表着皇帝就看商人不顺眼，见一个打压一个；

明代的抑商只是在政治上矮化商人，不让商人穿丝绸、坐轿子，但从来没有禁止商人做买卖；

否则的话，明朝也不会定下“三十税一”的超低税政策；

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对地方的管控力度断崖式下跌，商税的征收全靠地方官说了算；

而地方官又一般都与富商勾结，默许偷税漏税；

在这样的环境下，别说什么抑商了，连朱元璋定下的“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轿子”的规矩，也早就成了一张废纸，江南富商的豪宅连片、车马成群，生活奢靡程度，连宗室王爷都比不上；

再加上，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开放福建月港等港口，允许民间商人出海通商，西班牙、葡萄牙人等各国势力，纷纷带着白银前来中国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硬通货，海量的海外订单，海量的白银流入，直接给江南的手工业踩上了油门，甚至出现了“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的繁华画面；

而产业规模化到一定程度，成熟的雇佣关系自然就诞生了；

就像苏州的丝织业，那些拥有几十上百张织机的机户，就是早期的资本家，他们出钱买织机、建厂房、买原料，然后雇佣织工来干活，按天或者按件给织工发工资，和今天的劳务市场、临时工市场，几乎一模一样；

这种常态化、规模化的自由雇佣关系，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核心的标志；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亦菲彦祖们问：既然明朝中后期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后来没发展起来呢？

答案很简单：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看似生机勃勃，实则先天不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走不远。

因为它的资本高度集中，只局限在江南、东南沿海的少数几个地区，根本没有扩散到全国，更没有能力彻底改变整个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

其次，它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

欧洲的商人、工场主赚了钱，第一时间会想着扩大生产，赚更多的钱；

但明朝的商人和手工业主，赚了钱之后，却第一时间买田置地，捐官买爵，又成为了官僚阶级；

毕竟“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依旧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思想；

而这样一来，自然永远无法形成持续的资本积累，更诞生不了独立的资产阶级；

所以，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像是古代中国经济的一次意外；

它突破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枷锁，诞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但终究没能突破封建体制的深层桎梏，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