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上周末有报道称，若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遭遇大面积失利，基尔·斯塔默正在考虑撤换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以挽救其首相地位。
对于这位首相而言，此举或许为时已晚，但真正的批评声音不应针对他撤换财政大臣这一决定，而应在于他本应在数月前就做出这一调整。
当斯塔默在去年9月进行内阁改组时，首相府便开始放风称里夫斯不会被免职。当时用以证明这一决策合理性的论据是，“市场”要求财政大臣留任，因为投资者需要稳定性。
这一论调被反复提及，以至于成了所谓的“共识”。我们被告知财政大臣不可或缺，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任何英国政府，尤其是工党政府，都不应受制于那些隐身于幕后的金融家。正如安迪·伯纳姆去年所言，英国不应“抵押”给债券市场，这一观点大体是正确的。
认为首相无权更换财政大臣纯属误区。这一印象源于近期的政治记忆，即那些政权最稳定的时期往往保留了同一位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是托尼·布莱尔任内唯一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也同样是戴维·卡梅伦任内的唯一人选。布莱尔和卡梅伦之所以留任财政大臣，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担心市场无法容忍人事变动。
回顾历史，早期的首相们更换财政大臣是为了强化其经济纲领的政治方向。休·道尔顿在1947年从克莱门特·艾德礼政府辞职，常被归因于他在预算演讲前几分钟泄露财政细节的疏忽。但实际上，这更多是艾德礼的一个借口，以便换上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艾德礼认为，后者更有能力维持为公共投资筹措资金的紧缩经济纲领。
1967年，哈罗德·威尔逊在英镑贬值危机后撤换了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卡拉汉曾承诺英镑不会贬值，但当金融家通过外汇交易攻击英镑时，他的处境便难以为继。
卡拉汉的继任者罗伊·詹金斯被视为一位成功的财政大臣，以至于如果他在1968年想要争夺首相之位，几乎是唾手可得。精明的威尔逊说服詹金斯暂缓行动，称自己不会留任党魁“太久”。最终，威尔逊又担任了八年党魁，而詹金斯的影响力早已消退。
首相完全可以撤换财政大臣，尤其是在与其捆绑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失效时。通过这些历史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塔默早就应该撤换里夫斯。她在任内几乎没有展现出政治敏锐度，其财政上的僵化和对经济正统观念的盲从，并未带来国家迫切需要的增长与经济复苏。
斯塔默在去年9月改组内阁时本有机会，他完全可以撤换里夫斯，如果他想寻求一个“稳妥”的继任者，伊薇特·库珀本是合适的人选。
首相府选择了优先考虑“市场”的偏好，而非自身的政治生存。斯塔默一贯沉溺于政治运作的“规则”，却未曾思考过“打破”这些规则或许能为他本人、政府乃至国家带来更好的局面。
如果斯塔默现在决定撤换里夫斯，其动机或许并不纯粹。但他不应因“首相不能更换财政大臣”这一陈旧观念而受到指责，他真正应被批评的是，他竟然曾天真地相信自己无法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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