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飞 | 儒家的四时宇宙与“时中”精神

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时间哲学呈现出多维度的精神图景，它以独特的宇宙论与人生观为基底，构建起贯通天人的时序智慧。儒家对“时”的体认发端于对四时更迭的宇宙秩序的观察。《周易·系辞》所言“变通配四时”奠定了天人相参的思维范式，这种对自然节律的朴素认知并非停留于物候层面，而是经由“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格物工夫，升华为对生命律动的深刻把握，并孕育出儒者反身内求、日新新民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概括来讲，儒家的“时中”精神建立在对四时秩序的体悟之上，具有随时取义、待时而动的思想特点。

四时宇宙

　　古人从混沌迷茫中发现宇宙秩序之时，就形成了对宇宙空间的垂直划分和水平划分。垂直层次的划分即天上与地下，作为观测者的人处于天地之间；水平方位的划分即对四方四隅的确定，作为观测者的人处于中央，这种空间划分同时也是时间划分。星象流转，季节变迁，这些大自然的变化无疑是上古先民进行农业耕作的重要参考。“‘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说的就是这种原始朴素的天象观测及其应用。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与文明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天象变化、四时更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被赋予浓厚的文化内涵。传统儒家对“时”的强调，根源于其对四时秩序的理解，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感叹，已经超出了自然流转的四时秩序，而成为儒家思想中生生不息之天人精神的表达。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即称赞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的“时中”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要求君子具有随时取义、待时而动的“时中”精神。

随时取义

　　传统儒家在四时宇宙秩序的基础上，形成了随时取义的思维特点。如《周易·系辞上》：“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随·彖传》：“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可见，“随时”是《周易》的一条重要思想原则，《周易》讲究变通，而变通的法则就在于“随时”。抽象的天经由“时”的转换成为一种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周易》主张“随时”，即强调“时”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时”对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一种时间性的规范。《尚书·尧典》中的“食哉唯时”以及各种“礼”在时间向度上的规定（如《左传》所云“礼以顺时”），都是这种规范的具体表达。在四时秩序的自然基础上，从个体生活到共同体生活，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不乏“时”的指导，而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演进，也以“时”作为一种历史思考和文化解释的模式。

　　在“礼”之规定中的“时”，或许还是一种物理上的时间概念，但“礼”的发生是一种非刻意的主动性的呈现，更多包含了一种德性意义的“时”。“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之德当然包含着时间性的一面，随时取义，依时而行。但当依时而行发自真正的君子人格之时，“依”的意义便逐渐隐去，体现为一种带有主动性又自然符合规定的行为选择。“时中”的君子超越了“礼”的外在性规定，可以自然相时而动，与时偕行。正如朱子弟子所问：“读《易》贵知时，今观爻辞皆是随时取义，然非圣人见识卓绝，尽得义理之正，则所谓随时取义，安得不差？”朱子回答：“古人作《易》，只是为卜筮；今说《周易》者，乃是硬去安排。圣人随时取义，只是事到面前，审验个是非，难为如此安排下也。”可见，随时取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是内在发生的，外在的礼的规定固然是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来说，都后于随时取义的圣人之道，是对圣人之道的一种反思和总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孔子的反问恰好证明，礼的规定除了器物与行为，还有更深层面的思想内涵。这种更深的思想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许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在形式上，它们定然都是随时取义、符合“时中”之德的。

待时而动

　　要实现随时取义，就要做到顺应天时，待时而动。顺应天时即要认识到“时”的重要性和不可抗拒性，充分认识“时”之存在的客观意义。儒家一直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成就圣人之道并非毫无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顺应天时。“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当天时未到的时候，只有内省自修，以待天时。例如，《周易·系辞下》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荀子·宥坐》云：“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伺其时。” 《孟子·尽心上》云：“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种待时而动的时命哲学，恰恰是古代士大夫与天地参赞化育的精神投射，他们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进退中，将“君子居易以俟命”的从容，升华为“与四时合其序”的智慧。所以，当时运到来之际，要果断及时，珍惜机遇，实现抱负。《周易·乾·文言》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国语·越语下》范蠡曰：“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之为灾。”如果不能把握时机，不仅会丧失机遇，还可能受到天命的责罚。

　　总之，孔子虽然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但仍然要求士人君子“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从对待“时”的态度转化为一种对待“时”的行为，儒家要求的是一种面对当下时正面的、积极的甚至英雄式的态度和行为。这种“时中”精神同时是具有“界限”意义的，儒家要求君子“素其位而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符合中道。儒家对“界限”的强调，要求个人在界限之内行动，“礼崩乐坏”是儒家伦理的直接对立面，而恢复礼乐的重要途径——正名，其重要意义就在于纠名责实，通过规范人的日常行为，使之符合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共同准则。这些公共生活的共同准则中，必然包含着各种有关时间的规定。相应地，在理论定位上，儒家对“时中”精神的强调，最终要形成的是一种社会伦理，所以无论是四时宇宙的时空结构还是礼乐规范的价值定位，都需要确定下来，并渗透到日用常行之中。只有这样，儒家的“时中”精神才能最终达到心不逾矩的内在自由。

作者：王云飞，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